经济列车转轨之际，总有一些企业会被甩出车厢。国企解困，发生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路段，而僵尸企业，出现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对比分析两者之异同、回顾总结国企解困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开展的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应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国企解困”和现今“僵尸企业”处置之异同
两者貌似之处
都出现大批经营困难、濒临倒闭企业；解困和处置对象都是国企；问题都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集中暴露，但病灶早已在体制内长期积累；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市场低迷的叠加影响、但均非根本和主要原因；最后，都是危机倒逼的背水一战。
本质不同之点
1，形成的原因各异。当年的国企困难，主要是八十年代的“拨改贷”、九十年代的高利息，使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同时内部经营机制落后、无法和正在兴起的民营企业竞争。而如今僵尸企业的形成，主要是此前经济过热和盲目刺激，导致市场透支、企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依赖高投资和房地产支撑的经济结构和庞大传统产能、已经难以为继，而能适应和引领消费升级的新产能和结构调整未能及时完成；经济体制和政府改革滞后，应该淘汰的产能未能及时退出市场。
2，要实现的目标不同。前者是要扶持解困、令其得以在市场中新生。后者是要去产能关工厂、淘汰出清。
3，市场趋势和前景不同。国企解困推进时，国民经济正在复苏、国内外市场趋势向好、传统行业大都还有相当广阔的市场空间，阶段性困难克服后企业还有大好的成长空间。而如今僵尸企业成灾的行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但眼下国内严重供过于求、在全球也难有更大市场空间，未来市场还可能进一步萎缩，企业市场环境日趋严峻。
4，体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企解困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有了长足进步。简单行政手段的能力和作用空间，已十分有限。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和协调能力，似亦今非昔比。今天职工的权利意识和保障诉求，和解困年代老一代国企职工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前者的成功经验，今天大多或再难复制。
5，僵尸企业虽然分布行业比较集中，没有解困企业分布面广，但其亏损和债务规模，都远甚于当年困难企业。处置僵尸企业的代价和所需资源，对社保、金融、各级财政带来的负担和冲击，不但甚于国企解困，而且时间更长、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
最后，当年国企解困，各方面对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当局表现出义无反顾、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而对僵尸企业问题的严重性，则一度普遍认识不足、行动较晚。二年前钢铁行业某论坛，笔者曾坦言不少钢铁企业已形同僵尸，包括行业领导在内的许多与会者却不以为然。即使在僵尸企业问题终于被正视的今天，对处置僵尸企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动员的力量和资源，有关方面似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国企解困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六点启示
国企解困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取得了不容抹煞的历史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对今天僵尸企业的处置，提供宝贵的启示。
启示一：首先要解放思想，同时要依法办事。
当年国企解困，如果惧怕“卖光”、“流失”的帽子，根本无法打开局面、取得进展。正是严峻经济形势的倒逼，推动了思想解放，广开思路言路、鼓励探索创新，各地因地制宜、积极行动，在短期内取得重要突破和显著进展。今天要处置的僵尸企业，有的曾经是经济支柱、也有的曾被视作国之重器、还有的是一度辉煌的大型国企，如果思想不解放、片面固守“阵地”、“基础”的藩篱，无异于自缚手足，处置亦难。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僵尸企业之所以再度大批出现，正是近年国企改革指导思想停滞不前的表现，惟有解放思想，僵尸企业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囿于国企解困时法规制度未臻完善、法治观念总体薄弱，解困的若干政策措施或于法无据、或有法未依，造成一些失误和损失、也让腐败行为有隙可乘。解困中教训深刻、也被广为诟病的侵吞国有资产和损害职工权益，缺乏法治保障是主要原因。而今法治环境已有长足进步，举凡破产清算、产权交易、职工权益，皆有法可依。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对僵尸企业依法处置，方能降低处置成本、减少社会矛盾、规范各方行为、防止腐败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