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把这件事情搞成一场圣战”
“我对阿克曼这家伙有点了解。”卡尔·伊坎对CNBC的主持人斯科特·瓦普内尔（Scott Wapner）说。当时是在2013年1月末，这位著名的激进投资人在CNBC的《快钱半小时报道》（Fast Money Halftime Report）上做电话采访时说的。据报道，他买进了少量的康宝莱股权。他说话时，阿克曼也在线上。
伊坎接着说：“我上过位于皇后区（Queens）的一所很严格的学校。有些犹太小男孩在那里经常挨打。他就像是这些犹太小男孩里的一员，哭喊着整个世界都在欺负他。”伊坎继续说，他曾经和阿克曼吃过一次饭。饭后，他说：“我不能确定，他是我这辈子里遇到过的最虚伪的人还是最傲慢的人。”
伊坎还爆料说，他自己因为一段长达10年的争端，与阿克曼打了9年的官司。阿克曼最后占了上风，赢了900万美元。
阿克曼反唇相讥，宣称伊坎“是一个不老实的家伙，没有诚信，爱欺负小民”。
这两位大佬的斗嘴显然让交易员们看呆了。CNBC根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分析发现，当时三大交易所的交易量下降了将近23%。
我们现在知道，就在阿克曼于2012年做演示会的当天，伊坎便开始配置了少量的康宝莱做多头寸。两人吵架之后三天，伊坎又买入了。买入量大了很多。在2月中旬，他宣布已经持有公司将近13%的股票。
对于康宝莱来说，伊坎与他的370亿美元的做多渠道伊坎企业公司（Icahn Enterprises）的支持，是逆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阿克曼藐视伊坎的介入，说这是出于私人恩怨，是一时的冲动，称伊坎是一位“简单粗糙”的投资者。
在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时，伊坎说：“那是一派胡言。我认为这只股票非常低估。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所有的其他说法都是毫无根据和荒唐可笑的。”
说到现在与阿克曼的关系，伊坎强调说：“我跟他已经和好了。我们现在很友好。但他陷在这件事情上了，他想把这件事情搞成一场圣战。”
除了美国最精明的一位投资者对康宝莱表现出了信心，伊坎的介入还对阿克曼构成了技术性的危险：轧空。
轧空是一种反馈循环现象。当对股票的需求过多，股价被抬高，迫使做空者回补头寸，买入股票，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股票上涨。这就叫轧空。
由于伊坎持续买进，轧空的风险变得越来越急迫。如今，他持有公司18.4%的股票，还最终谈下了对公司13个董事席位当中的5个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康宝莱的另外一个大买家就是它自己。公司一直在回购股票，这是它的政策。在2013年1月和2月，它回购了价值1.6亿美元的股票，并且开始融资，再购买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
随后，命运给了阿克曼一个奇特的喘息机会。2013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拍下了毕马威（KPMG）的合伙人斯科特·伦敦（Scott London）在圣费尔南多山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店里从一位高尔夫球童的手中收受满满一信封的现金的照片。伦敦很快因为内幕交易被捕：多年来，他一直在向朋友透露客户即将发布的年报数据。（伦敦认罪，于2014年4月被判刑14个月。）
伦敦碰巧是两家公司审计工作的签约合伙人：一家是斯凯奇（Skechers），另外一家正是康宝莱。据说，虽然毕马威没有理由相信公司的报表有任何差错，但是伦敦的行为意味着，它必须撤销对两家公司数年的财务数据的批准。
没有经过审计的数据，康宝莱就无法借入资金，进一步回购的计划也不得不束之高阁。
康宝莱聘请了普华永道，并且宣称准备到年底，重新让财务报表获得批准。
阿克曼从一开始就加以阻挠。2013年8月底，他给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写了一封52页的信件，提出康宝莱在会计方面的10类可以称为错误的做法，以及数个潜在的与普华永道的冲突。在后续的与会计师的9次沟通当中的一次，阿克曼指出：“让我们不要忘了，安达信（Arthur Anderson）因为自以为含蓄地批准了安然公司（Enron）的业绩，就被毁掉了，不管冤还是不冤。同样，我认为，历史将会对普华永道在这一重要事务上的态度做出判决。”
但不管怎么说，普华永道还是在12月再次批准了康宝莱公司的财务数据。
阿克曼说：“我感到惊讶。普华永道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一旦出事，他们会大出血的。”
同时，阿克曼还在努力抵消康宝莱在2013年1月所做的反驳的影响。他认为，康宝莱意图证明消费者需求的调查规模太小，不够权威。既然康宝莱的规则规定，销售人员必须保留零售的纸质纪录单据用于审计，阿克曼要求公司把55万名销售人员的纪录单据收上来，并且公之于众。他甚至提出由潘兴广场支付费用。
康宝莱拒绝了这项请求（德斯·沃尔什对我说：“这不现实，不实用，也说明不了问题。”），但是再一次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调查和分析。2013年5月，尼尔森公司（Nielsen）做了一次有10,525人参加的无偏见秘密调查。结果是在过去三个月，将近800万名消费者购买了康宝莱的产品，其中87%是在营销网络之外。6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前经济学家沃尔特·范代尔（Walter Vandaele）对1,349位销售人员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在销售人员购买的产品当中，估计有97%属于面向终端消费的零售行为。”
后来，公司还雇用了在阿克曼发动攻击之前的7个月时，还在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经济学部主管的约瑟夫·法雷尔（Joseph Farrell）分析销售人员的采购规律。在一份67页的报告当中（这份报告之前从未被报道过），他发现公司存在“真正的消费者需求”，并且“没有明显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整体上看，采购规律支持销售人员在面向消费者销售，而不是为了实现升级的目的。
投资者自然会怀疑公司委托的任何调查。一位长期的大投资者告诉我，他做过一次高数据点的随机化全盲调查，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结果与康宝莱所说的基本相符。他评论道：“你说什么都行。你可以认为股价过高，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商机。但要说它没有产品，那是不可能的。”
这位投资者还说，他不知道已经为行动花费了5,000万美元的阿克曼为什么不自己做一项调查。
我向阿克曼问及此事，他回答说：“调查是出了名地不可靠。”他依然坚持，除非看到销售人员的真实销售纪录，否则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法。
四个 “超大规模” 的看空期权
2013年属于康宝莱。当年7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基金公布其持有大量的康宝莱的股份，是三只持仓量最大的基金之一。尽管阿克曼可以将伊坎的介入贬为私人恩怨，可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却以严谨的研究而著称，它观察了数个月之后才出手。
阿克曼发起了猛烈反击，对《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记者米歇尔·塞拉里耶（Michelle Celarier）说，他感到“非常失望”，索罗斯在“从低收入的拉丁裔美国人身上捞钱”，他已经写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索罗斯的基金经理在一次推介会上与其他人串通搞阴谋的不当行径。不过，他的指控看来没有下文。
不管怎样，人们很快就明显地看到，其他精明的投资人要么大量买进康宝莱的股票，要么继续持有他们在阿克曼发动进攻时所买进的股票。9月，罗森—普瑞纳公司（Ralston Purina）的前首席执行官比尔·斯蒂里茨（Bill Stiritz）大量买进康宝莱（他至今仍然有7%的公司股票）。富达（Fidelity）和先锋（Vanguard）继续持有手中的巨额股份（目前分别为13.8%和4.6%）。Capital Research大幅提升了已有的仓位（占比接近17%）。
2013年9月，康宝莱的股票涨到了70美元区间。为了限制自己基金的敞口，阿克曼开始重新配置头寸，将40%由卖空股票转为买入看跌期权。这让他得以保持做空的态势，但是降低基金在股票持续上涨时面临的风险。
2014年年初，争斗的天平开始向阿克曼这边倾斜。首先，在1月23日，消费者的长期维权人士、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写去一封长信，敦促它们调查康宝莱。公司的股票遭受重挫，下跌至66美元左右，跌幅达10%。阿克曼曾经在前一年的10月会见过马基的下属。马基也是他和手下与之交谈过的15位国会议员之一。
康宝莱再次被怀疑存在市场操纵行为。公司的顾问称，在马基发布公告之前的7个交易日，出现了四个“超大规模”的看空期权交易。这些交易涉及650万股票，买方花费了6,300万美元，至1月24日股市收盘时，增加的价值达到了2,200美元。
马基的手下是否提示过阿克曼，他即将写信？对此，这位参议员的新闻秘书拒绝发表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传出来之后，马基对《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说，他在签发这封信件时，甚至不知道阿克曼正在做空康宝莱。
阿克曼说：“市场操纵的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他滔滔不绝地倒出了一连串的理由：他根本不知道，这封信件会什么时候传出去或者是否被公布；他只是买了一个看跌交易，那是因为他正在从卖空股票转变为买入看跌期权；如果他不这么转变，他在纸面上赚的钱会更多；看空期权是长期的，所以买下这类合约并不能够让你在一次事件当中获利；最后，他从未执行过任何股权，让赚的钱落袋为安。（2014年3月，康宝莱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诉这些看空期权交易，但是未能产生影响。）
对于康宝莱来说，2014年最好的消息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3月10日刊登了一篇4,400字的文章，列举了阿克曼的外包人和分包人为了挖出受害者所做的一些鬼鬼祟祟的拙劣行径。例如，康涅狄格州的总检察长乔治·杰普森（George Jepsen）收到了不少看上去像是批量制作的消费者投诉信，据《华尔街日报》随后的一篇文章称，一共有26封。但是杰普森对两家纸媒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指控。当《纽约时报》追查到了投诉信的签名者时，一些人称不记得写过这些信件。阿克曼付酬的一位政治顾问与拉美裔和非洲裔社区的领袖见过面，讨论康宝莱的危害，却没有说出自己与阿克曼的关系。另外一位顾问自己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写了一封投诉信，同样没有说明与阿克曼的关系。
即便有真实存在的、对于康宝莱的怀疑，阿克曼的政治顾问们的行为看上去仍然像是标准的“草根营销”，他们把主顾的行动计划搞得很像是一场草根运动。可是，在卖空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开始变得像证券欺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如果对你正在交易的企业有所主张，却假借他人的名义将之公布出来，这就可能构成市场操纵，即便你认为这些主张是真实的。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许让人们对于阿克曼的所作所为的看法产生持续的影响，让人们注意到激进投资者的卖空行为可能过分了。但是它对市场的影响很短暂。这是因为，在文章发表三天之后，康宝莱披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就公司是否在搞金字塔式计划正式展开调查。公司的股票应声暴跌17%，当天收盘时的跌幅达7.4%，为60.57美元。
4月，有报道称，康宝莱同时受到了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和伊利诺伊州的总检察长的调查，公司股票继续暴跌。对于做多的投资，这些都是坏消息，到了11月，消息面进一步恶化，康宝莱宣布了它的第三季度业绩。在经过了连续19个好季度之后，公司没有实现盈利和销量预期。股票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下跌了将近30%，跌到了39.78美元。
康宝莱将业绩不佳归因于外汇波动和一些销售人员新规则的短期影响。阿克曼赞扬道，这一消息表明，康宝莱已经透支了成熟市场，限制欺诈行为不力，令其经营业务的能力大受影响。
阿克曼预测，根据康宝莱的糟糕状况，银行将拒绝续发公司在2016年年初到期的11.5亿美元循环信贷额度。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曝光了阿克曼行动的规模和组织方式之后，康宝莱想招募一位沟通策略师，领导一项连贯的应对策略。在8月，公司聘用了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前任幕僚次长艾伦·霍夫曼（Alan Hoffman），担任全球企业事务部门的执行副总裁。霍夫曼曾经与拜登的另外一位高级别幕僚特雷尔·麦克斯威尼（Terrell McSweeney）亲密共事，后者现在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后来，康宝莱又在10月聘用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前委员帕梅拉·琼斯·哈伯（Pamela Jones Harbour），负责有550名员工的合规部门。对公司来说，每次聘用都代表着一张信任票，就像在2013年年末，两位杰出的拉美裔人士进入公司的董事会那样：一位是曾经担任军医总监的理查德·卡尔莫纳（Richard Carmona），另外一位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副国务卿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 2015年4月，美国空军的前审计官迈克尔·蒙特隆戈（Michael Montelongo）也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到了2014年年终，康宝莱公司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利好。12月，洛杉矶的一位联邦法官批准了一起针对公司的集体诉讼的和解。原告方是自从2009年以来为公司工作的、在美国的全部150万名销售人员。
公司的批评者原本预计，赔偿金在7亿到10亿美元之间，但是现在，公司只需要花费1,750万美元就可以摆平了，其中有500万美元是奖给律师的。尽管有关官司的消息通知了93%的起诉者本人，但是只有0.5%的人提出了索赔，即便按照集体诉讼的标准，这一比例也少得可怜。
这个让有些人失望的结果又突显出了那个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受害者在哪里？尽管阿克曼给出了很多被无良销售人员搞得身无分文的个人，但是从统计情况来看，他的证据不太有说服力。[此案有18人不服判决，正在上诉。他们当中有16人是由一位来自于伊利诺伊州沃基根（Waukegan）的激进投资者提供的。这位投资者正在帮助阿克曼寻找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