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公元1895年春天，正当清日双方代表在春帆楼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的时候，香港繁华的中环一带，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走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梅屋写真馆”。照相馆的老板梅屋庄吉一眼就认出了他——两天前，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刚刚把这个中国人引荐给他，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那一年，孙中山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试图暂留香港。两人谈起中国的命运，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那一年，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一年前（公元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却受到李鸿章的冷遇。这一篇《上李鸿章书》，后来发表在当年10月的《万国公报》上。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甲午之败，不是军事之败，而是制度之败。像李鸿章那样，为大清的破屋做一裱糊匠，已经无济于事了。其实，李鸿章本人亦深知：这些“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这个帝国最大的症结，在于“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对于这场战争，清国民众居然采取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不知战争为谁而打，不知自己对于国家应该负有的一份责任。当然，前提是这个专制之国未曾给过他们一点权利。他们是奴才，而从来不是主人。这片土地，被马蹄一次次地践踏过，被鲜血一次次地洗过，他们的心，早就麻木了，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他们就服从谁。据日本人编订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当日军渡过鸭绿江，围攻九连城的时候，当地居民不是将敌军视若仇雠，而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地慰劳敌军，让随行的日本记者大为感慨：“‘东西旦暮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只要日军给钱，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日军充当民工。对他们来说，国家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至于紫禁城里的那个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满族政权，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帝国内部，有一支笔写下这样的话：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中华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篇文章，叫《檀香山兴中会章程》。
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民权的重要性，只有保障民权，才能使国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一分子，才能把“家天下”变革为“天下为公”的“公天下”。从这时，他就开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了。一年后，“三民主义”在他的大脑里逐渐酝酿成熟。
孙中山或许没有想到，有一个日本人，居然同他想的一样。这个人，就是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是明治维新那一年（公元1868年）在长崎出生的，养父梅屋吉五郎开办过一家梅屋商店，长期经营碾米生意，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15岁时，梅屋庄吉乘坐自家的货轮“鹤江”号抵达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中国人的苦难都让他触目惊心。在他心里，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不是“劣等民族”，不应当过这样的生活。他经常把自己的钱财施舍给中国的穷人，还领养了不少孤儿和弃儿，其中就包括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蒋纬国）。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友谊，就在公元1895年春天开始了。30年后，国父孙中山移灵南京中山陵，梅屋庄吉在所致悼词中回忆当初的情景时说：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友谊既超越国界，也超越金钱。但孙中山不能超越金钱，因为他闹革命、搞起义，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一天，在梅屋，梅屋庄吉面对孙中山，立下了“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誓言。自那时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6年中，他没有一次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