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仪制令：兴起于唐 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
不过在唐代，仪制令只是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仪制令被刻在木板上，竖立于大街要道，以规范道路上的行人与车辇。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的仪制令路碑，拟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则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而是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后来，“仪制令”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宋朝是榜刻 《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
其中，南方坐船、坐轿者多，北方坐马车、骑牲口以及推车的多。车又有太平车、囚车、陷车等之分；船的种类稍微比较复杂，有官船、哨船、渔船、渡船、快船、战船等，湖南所称的“划子”，就是渔船，它也可以载人摆渡；轿子则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之分；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马匹、驴、骡等种类，农村里娶媳妇就有骑马的、走亲戚骑驴的，比较杂乱。
《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 《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 《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 《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装剧里经常有“鸣锣开道”的场景。有人趣解“鸣锣开道”，比如县令上街，差役鸣锣七下，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州府官员上街，鸣锣九下，意思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官员则鸣锣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如果是中央一级的官员，就要鸣锣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清朝规定，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除了“贱避贵”之外，其他三条规定均有积极意义。“少避长”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