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将仪制令刻于石碑上
唐宋时期，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
■ 杨昌平
随着春运的到来，城市的道路交通压力日益明显。此时，对于行人和车辆来说，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通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目前的交通规则与古代社会制定的交通礼仪是一脉相承的。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有南宋“仪制令”石碑。这块宋代“仪制令”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刻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12个大字。这正是用于规范当时行人与马车通行的礼仪规定，它也体现了尊敬老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
“仪制令”兴起于唐代，不过当时只是出现于文书中。到了宋代，朝廷下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或放置石碑，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因此，灵岩寺博物馆的“仪制令”石刻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它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同当前社会一样，“仪制令”不仅是当时的交通规则，也是解决交通冲突的依据。
1 靠右行：唐朝初创的行进原则
如今开车上路，英国等部分国家靠左行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则是靠右行驶。靠左还是靠右，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国靠右行的规则最初由军队设立，古代战士都是用右肩扛着兵器，当两支队伍在行进中相遇时，为避免兵器相撞，都自动靠右行走，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到了唐代，“右侧通行”有了明文规定。
为何在唐代会出现呢？这要从唐代的道路建设说起。唐代重视道路建设，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颁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对道路的保养也有明文规定，不准任意破坏，不准侵占道路用地，不准乱伐行道树，并随时注意保养。唐朝重视驿站管理，传递信息迅速。紧急时，驿马每昼夜可行500里以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唐朝利用驿马运送荔枝的描述。
唐朝的长安、成都、扬州、洛阳等城市人口众多，非常繁华，长安人口更是超过百万，城市道路建设也很具代表性。长安的道路网是棋盘式，南北向14条街，东西向11条街，位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街中80米宽，路面用砖铺成，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和行道树，布置井然，气度宏伟。长安城内的道路是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为了防尘，再铺上细沙，铺撒沙堤的沙子来自长安城东的浐河。唐诗云：“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而野外的道路则分为两种，一种叫“驿道”，也就是官方修建的，运粮、行军、送递文书的道路，有点像现在的国道。另外一种道路就是地方修的道路，或者自然踩出来的路，好一点的地方路铺了石板，差一点的就是土路。
因为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城市里就会出现一些交通状况，唐太宗时的中书令马周就提出了右侧通行的规定。据《新唐书》卷98《马周传》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 “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规则。马周之所以制定“右侧通行”规则，缘于守城士兵要在城门或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及过往车辆，而过往行人和车辆无左右之分，显得杂乱无章，检查起来很不便利。
除了陆路交通，唐代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为防止船只碰撞，唐律中规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如果违反，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改为打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