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基础”。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正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我们更能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这样的经济冲击”。
这份荣誉背后，是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宏观经济学转向：从“用宏观变量解释宏观现象”，走向“从家庭与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理解整个经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位诺奖得主这套“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思路，十分重视研究政策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及其反馈。
记者注意到，伍德福德与中国学界也有交集。2005年，他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发表题为《经济素养、央行沟通交流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演讲，主张央行应明确目标、按规则决策、并与公众充分沟通。此后多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预期引导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体现出“政策沟通也是政策工具”这一理念的现实价值。
打破常识 消费为什么无法被预测？
凯恩斯之后，宏观政策长期围绕一个朴素逻辑展开，经济差就降息、扩赤字、促需求，经济热就反向收紧。这一框架运行了数十年。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改变了一切。油价暴涨之下，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滞胀”让传统凯恩斯模型陷入尴尬。按旧逻辑，失业上升往往伴随通胀回落，可现实偏偏相反。刺激需求非但没能救经济，反而推高通胀。
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传统模型依赖的是通胀、失业和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些关系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在做决策。不回到微观层面理解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宏观政策就无异于盲人摸象。
在沈吉看来，微观主体是政策的实施对象，但同时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会被动地等待政策的到来，而是会形成自己的预期并积极主动地让政策对自己产生有利的影响，规避不利的结果。
霍尔1943年生于美国帕洛阿尔托，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长期执教于斯坦福大学。
他最具标志性的贡献，是1978年把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霍尔的观点打破了常识，认为如果家庭已经根据已知信息安排跨期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就已经“吸收”了所有可预测的信息；真正能改变消费行为的只有未预期到的冲击。
这便是“消费随机游走假说”。在合理假设下，消费的变化无法被已有信息系统性预测。它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与理性预期框架连在一起，成为现代宏观消费研究的基准。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这让研究问题从“哪些变量能预测消费”变成了“消费变动是否不可预测”。
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通过美国PSID面板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约80%家庭的消费行为符合前瞻性理论，另有约20%的家庭消费基本随当期收入变动，表现为“量入为出”。这一比例会随时间和国家而变化，但关键在于它可以被估计出来。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深远。曾刚表示，同等规模的转移支付或减税，落在前瞻家庭手里大多变成储蓄，落在受约束家庭手里则直接变成需求，面向后者的定向支持，通常比普遍性减税更能拉动总需求。这一结论已成为各国财政部门评估刺激方案的基本依据，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定向救助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
经济调控 央行说话本身就是政策
如果说霍尔回答了“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伍德福德则回答了另一个更贴近央行的问题，即政策沟通如何改变经济。
公开资料显示，伍德福德195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在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最终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师从索洛、费希尔等经济学大家，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认为，央行不仅通过利率调控，也靠“管理预期”发挥作用。家庭、企业、投资者不仅会看今天的利率，也会猜“央行明年、后年准备干什么”。因此，一份清晰的声明、一个明确的政策框架，本身就能影响支出、定价和通胀预期。
1999年前后，伍德福德关于货币政策惯性与规则的研究，为后来的“前瞻性指引”奠定理论基础。当利率降至零下限、传统降息空间耗尽时，央行可以通过承诺“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抬高通胀预期、改善产出预期，从而刺激当期需求。
2003年，他在《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一书中系统重构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讨论利率规则、通胀目标、价格黏性、政策信誉与央行沟通，被学界和央行研究者视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文献。
“既然家庭和企业的决策都取决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央行的可信度、透明度与沟通本身就成了政策工具。”曾刚表示，一个承诺可信的央行，可以通过引导预期，用较小的利率变动实现同样的稳定效果；反之，若央行缺乏可信度，即便大幅调整利率也可能事倍功半。当代央行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前瞻指引和定期沟通，其理论依据大多可以追溯到伍德福德的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研究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普通人有多近？
工资、物价、找工作，诺奖得主研究普通人的烦恼
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研究涉及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研究工资、就业与物价，有人试图解释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也有人关注企业竞争、贫困和经济增长。
这些研究不仅搭建了经济学的理论世界，也在影响现实生活。保罗·萨缪尔森研究消费者的实际选择；丹尼尔·卡尼曼和理查德·塞勒将心理学分析引入经济学，为理解消费行为提供了新视角；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推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让GDP成为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本·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帮助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做出政策判断。而“创造性破坏”等研究，则解释了技术创新如何冲击旧产业、推动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近？在繁复的理论与术语之外，经济学究竟能帮助我们怎样理解世界？ 新京报记者 董怡楠 杜晓彤
解答普通人一生的课题：就业、通胀与消费
就业、通胀与消费，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经典话题，相关研究往往跨越数十年。
以就业与工作为例，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埃德蒙·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关注宏观经济中的失业率，以及它与工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此后，研究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内部，试图解释求职、招聘和职位变化如何共同形成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通过现实数据，检验最低工资等政策究竟会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税收与工作激励、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发展带来的工作转移等，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中，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研究横跨多个领域。20世纪60年代，他对通胀与失业关系的研究提出了重要见解，即降低失业率并不能长期依赖更高的通胀。他还强调货币供给与物价变化的联系，提出永久收入假说，解释为什么人们安排消费时，不只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未来的收入预期。
消费领域也经历了不同研究视角的拓展。弗里德曼等人关注家庭如何根据长期收入安排消费；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等人的研究则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揭示了人们在现实中的消费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
GDP背后：经济学家为衰退“量体温”
如今，GDP是各国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了多少、是否陷入衰退，人们常常从这个数字中寻找答案，而这其中也有诺奖得主的影子。
1933年，美国大约每四名劳动者中就有一人失业。一场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现，由于缺少可靠的经济数据，连判断国家经济全貌都十分困难，更遑论制订应对计划。
1934年，受美国政府委托，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美国国民收入的报告，系统汇总了分散在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为衡量衰退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也让库兹涅茨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一位诺奖得主理查德·斯通进一步推动建立了在国家层面记录投资、政府支出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核算方法。1953年，联合国首版国民账户体系发布，斯通的研究为其奠定了重要基础，也让各国衡量经济活动逐渐有了共同的统计语言。
研究大萧条的人 走上应对金融危机“战场”
1983年，时年29岁的本·伯南克重新审视了这场危机，发表《金融危机在大萧条传播中的非货币效应》。他认为，银行体系受损不仅是经济恶化的结果，也会进一步加深衰退——银行倒闭破坏了长期积累的借贷关系，恐慌又促使其他银行收紧贷款，使企业和家庭更难获得资金，投资与生产随之萎缩。
彼时，这位研究大萧条的年轻学者，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将有机会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
23年后，伯南克出任美联储主席。2008年，金融危机急剧恶化，他曾分析过的历史，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难题。
此后，美联储撮合摩根大通收购濒临倒闭的贝尔斯登，并向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最高85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防止金融机构倒闭的冲击向整个经济扩散，这正与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吸取的教训相呼应。
2022年，伯南克与研究银行功能及其脆弱性的道格拉斯·戴蒙德、菲利普·迪布维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创造性破坏”到AI浪潮 增长从哪里来
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概念，认为创新会不断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从历史角度研究技术进步持续发生的条件，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则通过数学模型，解释新技术如何在替代旧产品的同时推动增长。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持续改变着市场竞争、企业生产和就业现状，“创造性破坏”仍有其新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研究和许多学科一样，起点常常只是好奇心。许多研究在提出之初，未必能预见日后的用途。
人类的经济活动充满偶然，看似相同的选择背后，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动机。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其困难也在于这种模糊与混沌。
经济学始终置身于现实社会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之中，研究者通过建立模型，试图理解齿轮如何咬合，从纷繁的经济系统中辨认规律，也为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与改进提供理论和工具。
诺奖得主的研究，未必能直接解决每个人的烦恼，却为理解工资、物价、就业和消费背后的规律提供了不同答案，最终累积成理解世界、影响政策、改变生活的力量。而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追问，将永远在进行中。
制图/任婉晴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基础”。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正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我们更能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这样的经济冲击”。
这份荣誉背后，是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宏观经济学转向：从“用宏观变量解释宏观现象”，走向“从家庭与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理解整个经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位诺奖得主这套“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思路，十分重视研究政策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及其反馈。
记者注意到，伍德福德与中国学界也有交集。2005年，他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发表题为《经济素养、央行沟通交流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演讲，主张央行应明确目标、按规则决策、并与公众充分沟通。此后多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预期引导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体现出“政策沟通也是政策工具”这一理念的现实价值。
打破常识 消费为什么无法被预测？
凯恩斯之后，宏观政策长期围绕一个朴素逻辑展开，经济差就降息、扩赤字、促需求，经济热就反向收紧。这一框架运行了数十年。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改变了一切。油价暴涨之下，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滞胀”让传统凯恩斯模型陷入尴尬。按旧逻辑，失业上升往往伴随通胀回落，可现实偏偏相反。刺激需求非但没能救经济，反而推高通胀。
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传统模型依赖的是通胀、失业和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些关系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在做决策。不回到微观层面理解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宏观政策就无异于盲人摸象。
在沈吉看来，微观主体是政策的实施对象，但同时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会被动地等待政策的到来，而是会形成自己的预期并积极主动地让政策对自己产生有利的影响，规避不利的结果。
霍尔1943年生于美国帕洛阿尔托，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长期执教于斯坦福大学。
他最具标志性的贡献，是1978年把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霍尔的观点打破了常识，认为如果家庭已经根据已知信息安排跨期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就已经“吸收”了所有可预测的信息；真正能改变消费行为的只有未预期到的冲击。
这便是“消费随机游走假说”。在合理假设下，消费的变化无法被已有信息系统性预测。它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与理性预期框架连在一起，成为现代宏观消费研究的基准。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这让研究问题从“哪些变量能预测消费”变成了“消费变动是否不可预测”。
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通过美国PSID面板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约80%家庭的消费行为符合前瞻性理论，另有约20%的家庭消费基本随当期收入变动，表现为“量入为出”。这一比例会随时间和国家而变化，但关键在于它可以被估计出来。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深远。曾刚表示，同等规模的转移支付或减税，落在前瞻家庭手里大多变成储蓄，落在受约束家庭手里则直接变成需求，面向后者的定向支持，通常比普遍性减税更能拉动总需求。这一结论已成为各国财政部门评估刺激方案的基本依据，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定向救助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
经济调控 央行说话本身就是政策
如果说霍尔回答了“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伍德福德则回答了另一个更贴近央行的问题，即政策沟通如何改变经济。
公开资料显示，伍德福德195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在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最终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师从索洛、费希尔等经济学大家，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认为，央行不仅通过利率调控，也靠“管理预期”发挥作用。家庭、企业、投资者不仅会看今天的利率，也会猜“央行明年、后年准备干什么”。因此，一份清晰的声明、一个明确的政策框架，本身就能影响支出、定价和通胀预期。
1999年前后，伍德福德关于货币政策惯性与规则的研究，为后来的“前瞻性指引”奠定理论基础。当利率降至零下限、传统降息空间耗尽时，央行可以通过承诺“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抬高通胀预期、改善产出预期，从而刺激当期需求。
2003年，他在《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一书中系统重构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讨论利率规则、通胀目标、价格黏性、政策信誉与央行沟通，被学界和央行研究者视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文献。
“既然家庭和企业的决策都取决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央行的可信度、透明度与沟通本身就成了政策工具。”曾刚表示，一个承诺可信的央行，可以通过引导预期，用较小的利率变动实现同样的稳定效果；反之，若央行缺乏可信度，即便大幅调整利率也可能事倍功半。当代央行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前瞻指引和定期沟通，其理论依据大多可以追溯到伍德福德的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研究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普通人有多近？
工资、物价、找工作，诺奖得主研究普通人的烦恼
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研究涉及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研究工资、就业与物价，有人试图解释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也有人关注企业竞争、贫困和经济增长。
这些研究不仅搭建了经济学的理论世界，也在影响现实生活。保罗·萨缪尔森研究消费者的实际选择；丹尼尔·卡尼曼和理查德·塞勒将心理学分析引入经济学，为理解消费行为提供了新视角；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推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让GDP成为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本·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帮助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做出政策判断。而“创造性破坏”等研究，则解释了技术创新如何冲击旧产业、推动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近？在繁复的理论与术语之外，经济学究竟能帮助我们怎样理解世界？ 新京报记者 董怡楠 杜晓彤
解答普通人一生的课题：就业、通胀与消费
就业、通胀与消费，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经典话题，相关研究往往跨越数十年。
以就业与工作为例，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埃德蒙·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关注宏观经济中的失业率，以及它与工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此后，研究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内部，试图解释求职、招聘和职位变化如何共同形成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通过现实数据，检验最低工资等政策究竟会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税收与工作激励、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发展带来的工作转移等，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中，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研究横跨多个领域。20世纪60年代，他对通胀与失业关系的研究提出了重要见解，即降低失业率并不能长期依赖更高的通胀。他还强调货币供给与物价变化的联系，提出永久收入假说，解释为什么人们安排消费时，不只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未来的收入预期。
消费领域也经历了不同研究视角的拓展。弗里德曼等人关注家庭如何根据长期收入安排消费；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等人的研究则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揭示了人们在现实中的消费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
GDP背后：经济学家为衰退“量体温”
如今，GDP是各国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了多少、是否陷入衰退，人们常常从这个数字中寻找答案，而这其中也有诺奖得主的影子。
1933年，美国大约每四名劳动者中就有一人失业。一场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现，由于缺少可靠的经济数据，连判断国家经济全貌都十分困难，更遑论制订应对计划。
1934年，受美国政府委托，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美国国民收入的报告，系统汇总了分散在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为衡量衰退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也让库兹涅茨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一位诺奖得主理查德·斯通进一步推动建立了在国家层面记录投资、政府支出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核算方法。1953年，联合国首版国民账户体系发布，斯通的研究为其奠定了重要基础，也让各国衡量经济活动逐渐有了共同的统计语言。
研究大萧条的人 走上应对金融危机“战场”
1983年，时年29岁的本·伯南克重新审视了这场危机，发表《金融危机在大萧条传播中的非货币效应》。他认为，银行体系受损不仅是经济恶化的结果，也会进一步加深衰退——银行倒闭破坏了长期积累的借贷关系，恐慌又促使其他银行收紧贷款，使企业和家庭更难获得资金，投资与生产随之萎缩。
彼时，这位研究大萧条的年轻学者，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将有机会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
23年后，伯南克出任美联储主席。2008年，金融危机急剧恶化，他曾分析过的历史，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难题。
此后，美联储撮合摩根大通收购濒临倒闭的贝尔斯登，并向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最高85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防止金融机构倒闭的冲击向整个经济扩散，这正与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吸取的教训相呼应。
2022年，伯南克与研究银行功能及其脆弱性的道格拉斯·戴蒙德、菲利普·迪布维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创造性破坏”到AI浪潮 增长从哪里来
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概念，认为创新会不断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从历史角度研究技术进步持续发生的条件，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则通过数学模型，解释新技术如何在替代旧产品的同时推动增长。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持续改变着市场竞争、企业生产和就业现状，“创造性破坏”仍有其新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研究和许多学科一样，起点常常只是好奇心。许多研究在提出之初，未必能预见日后的用途。
人类的经济活动充满偶然，看似相同的选择背后，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动机。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其困难也在于这种模糊与混沌。
经济学始终置身于现实社会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之中，研究者通过建立模型，试图理解齿轮如何咬合，从纷繁的经济系统中辨认规律，也为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与改进提供理论和工具。
诺奖得主的研究，未必能直接解决每个人的烦恼，却为理解工资、物价、就业和消费背后的规律提供了不同答案，最终累积成理解世界、影响政策、改变生活的力量。而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追问，将永远在进行中。
制图/任婉晴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