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不少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很多著名欧美歌手的音乐版权正在被交易：
2024年，索尼以12.7亿美元买下皇后乐队的全部专辑版权，还斥资6亿美元收购了迈克尔·杰克逊一半的曲库。
去年7月1日，华纳音乐集团与私募投资机构贝恩资本联合宣布，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并计划投资12亿美元，用于收购全球范围内的“经典老歌版权”，首个目标便是美国著名摇滚乐队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s）的曲库。
不仅如此，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鲍勃·迪伦（Bob Dylan）、夏奇拉（Shakira）、邦·乔维(Bon Jovi)等都将自己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出售。接盘方却并非环球、索尼等传统音乐公司，而是黑石、KKR、Apollo这些名字听起来与音乐毫无关联的金融巨头。
经典老歌怎么变成了金融产品？近期，商业播客《商业就是这样》就拆解了音乐版权证券化这门新生意。
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是大卫·鲍伊
把音乐版权变成证券的“鼻祖”人物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97年，大卫·鲍伊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他把自己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保德信保险公司，一次性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后来很多人称其为鲍伊证券。
在金融领域，这种产品属于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即ABS），一种将缺乏流动性但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打包发行的证券。用租房子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有一套房子找到了一个签了十年长约的租客，每年都能收到稳定的租金。这时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每年拿稳定的租金；二是把未来十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资产发行债券，一次性把未来十年的钱收回来，然后再用每年的租金去偿还债券的利息和本金。ABS的一大优势在于，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用做底层资产，比如公司应收账款、汽车贷款、信用卡的待还款、公路的收费权等等。在大卫·鲍伊的案例里，所谓的“收租的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版权，而“租金”就是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的版税——电台播放、广告配乐、电影配乐等都要支付版税，这就构成了现金流。
CD时代很难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
不过，鲍伊债券之后，虽然也有乐队或歌手效仿发行类似债券，但规模和效果都不能与之相比。有人统计过，2020年之前，音乐版权证券市场的总额只有1.5亿美元左右，这其中大卫·鲍伊一个人就占了其中5500万的份额。
为什么没有铺开，原因在于2020年之前，金融机构很难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在CD或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及其整个生命周期，很依赖外部资源——要上节目、要推榜单、要在各种影视资源里出现，有点像现在的产品要投流或上直播，没有投入就没有流量和收入。但是投入之后CD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底层资产的收入现金流太不稳定，所以没有办法规模化。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意味着高风险。
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彻底改变了音乐版权的估值逻辑
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彻底改变了音乐版权的估值逻辑。所有歌曲都被纳入庞大的曲库，由算法驱动分发——只要品质足够好，或者粉丝足够忠诚持续播放，就有机会获得稳定的流量。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播放的数据都可以被精准追踪和分析。正如标普全球评级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借助大数据技术，投资机构如今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且误差率极低。这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音乐版权证券化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全球音乐版权ABS的累计发行额从原来的1.5亿美元飙升至超过80亿美元。黑石、KKR等私募股权巨头纷纷入局，专门设立基金收购这类资产。
2022年，密歇根州养老基金控股的音乐公司Concord完成了一笔规模高达18亿美元的ABS交易，成为迄今为止该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其资产包中包含超过100万首歌曲，既有平克·弗洛伊德、辛蒂·罗波等传奇艺人的经典作品，也有一些在小众圈层拥有稳定听众的歌手曲目——这种组合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分层级的音乐资产组合，将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搭配在一起，内部形成风险对冲机制，从而提升了整个曲库的金融抗风险能力。
这种资产配置策略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回报。据披露，一个包含了红辣椒乐队、贾斯汀·比伯和夏奇拉歌曲的资产包，其相关债券收益率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出约一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音乐版权ABS作为一种另类资产，其收益率与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相关性极低。“比如说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说不定还听得更多了。”播客中，主播们调侃，“下次当你在App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你就可能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音乐正在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
那么，卖版权的歌手能从中得到什么？对于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发行这种版权证券能让他们马上拿到一大笔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他们年收入的30倍。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去做新的投资，或者直接做信托、做长期规划，这比按年收入进行投资获利更多。此外，这也相当于一种风险对冲——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你的歌还能很受欢迎。与其等着这个收入慢慢下滑，不如在它价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体现锁定利润。
可是对于音乐产业呢，音乐不再仅仅是艺术，而是变成了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此，有人赞同，认为老歌体系得以重获新生，为老艺术家们带来了稳定的版税收入，保障了他们的晚年生活。也有人指出，资本热衷于炒冷饭，不断榨取老歌价值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多地挤压到新歌、新音乐人的成长空间。
但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老歌还能被资本翻新多少次，而在于我们还能不能做出新的、让听众难以忘怀的新歌。毕竟，资本可以买下过去，却无法创造未来。
这两年，不少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很多著名欧美歌手的音乐版权正在被交易：
2024年，索尼以12.7亿美元买下皇后乐队的全部专辑版权，还斥资6亿美元收购了迈克尔·杰克逊一半的曲库。
去年7月1日，华纳音乐集团与私募投资机构贝恩资本联合宣布，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并计划投资12亿美元，用于收购全球范围内的“经典老歌版权”，首个目标便是美国著名摇滚乐队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s）的曲库。
不仅如此，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鲍勃·迪伦（Bob Dylan）、夏奇拉（Shakira）、邦·乔维(Bon Jovi)等都将自己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出售。接盘方却并非环球、索尼等传统音乐公司，而是黑石、KKR、Apollo这些名字听起来与音乐毫无关联的金融巨头。
经典老歌怎么变成了金融产品？近期，商业播客《商业就是这样》就拆解了音乐版权证券化这门新生意。
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是大卫·鲍伊
把音乐版权变成证券的“鼻祖”人物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97年，大卫·鲍伊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他把自己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保德信保险公司，一次性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后来很多人称其为鲍伊证券。
在金融领域，这种产品属于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即ABS），一种将缺乏流动性但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打包发行的证券。用租房子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有一套房子找到了一个签了十年长约的租客，每年都能收到稳定的租金。这时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每年拿稳定的租金；二是把未来十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资产发行债券，一次性把未来十年的钱收回来，然后再用每年的租金去偿还债券的利息和本金。ABS的一大优势在于，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用做底层资产，比如公司应收账款、汽车贷款、信用卡的待还款、公路的收费权等等。在大卫·鲍伊的案例里，所谓的“收租的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版权，而“租金”就是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的版税——电台播放、广告配乐、电影配乐等都要支付版税，这就构成了现金流。
CD时代很难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
不过，鲍伊债券之后，虽然也有乐队或歌手效仿发行类似债券，但规模和效果都不能与之相比。有人统计过，2020年之前，音乐版权证券市场的总额只有1.5亿美元左右，这其中大卫·鲍伊一个人就占了其中5500万的份额。
为什么没有铺开，原因在于2020年之前，金融机构很难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在CD或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及其整个生命周期，很依赖外部资源——要上节目、要推榜单、要在各种影视资源里出现，有点像现在的产品要投流或上直播，没有投入就没有流量和收入。但是投入之后CD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底层资产的收入现金流太不稳定，所以没有办法规模化。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意味着高风险。
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彻底改变了音乐版权的估值逻辑
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彻底改变了音乐版权的估值逻辑。所有歌曲都被纳入庞大的曲库，由算法驱动分发——只要品质足够好，或者粉丝足够忠诚持续播放，就有机会获得稳定的流量。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播放的数据都可以被精准追踪和分析。正如标普全球评级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借助大数据技术，投资机构如今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且误差率极低。这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音乐版权证券化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全球音乐版权ABS的累计发行额从原来的1.5亿美元飙升至超过80亿美元。黑石、KKR等私募股权巨头纷纷入局，专门设立基金收购这类资产。
2022年，密歇根州养老基金控股的音乐公司Concord完成了一笔规模高达18亿美元的ABS交易，成为迄今为止该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其资产包中包含超过100万首歌曲，既有平克·弗洛伊德、辛蒂·罗波等传奇艺人的经典作品，也有一些在小众圈层拥有稳定听众的歌手曲目——这种组合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分层级的音乐资产组合，将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搭配在一起，内部形成风险对冲机制，从而提升了整个曲库的金融抗风险能力。
这种资产配置策略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回报。据披露，一个包含了红辣椒乐队、贾斯汀·比伯和夏奇拉歌曲的资产包，其相关债券收益率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出约一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音乐版权ABS作为一种另类资产，其收益率与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相关性极低。“比如说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说不定还听得更多了。”播客中，主播们调侃，“下次当你在App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你就可能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音乐正在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
那么，卖版权的歌手能从中得到什么？对于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发行这种版权证券能让他们马上拿到一大笔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他们年收入的30倍。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去做新的投资，或者直接做信托、做长期规划，这比按年收入进行投资获利更多。此外，这也相当于一种风险对冲——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你的歌还能很受欢迎。与其等着这个收入慢慢下滑，不如在它价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体现锁定利润。
可是对于音乐产业呢，音乐不再仅仅是艺术，而是变成了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此，有人赞同，认为老歌体系得以重获新生，为老艺术家们带来了稳定的版税收入，保障了他们的晚年生活。也有人指出，资本热衷于炒冷饭，不断榨取老歌价值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多地挤压到新歌、新音乐人的成长空间。
但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老歌还能被资本翻新多少次，而在于我们还能不能做出新的、让听众难以忘怀的新歌。毕竟，资本可以买下过去，却无法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