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论坛总裁布伦德接受《高端访谈》专访，聚焦年会主题“对话的精神”，他呼吁：我们希望开展更多对话，希望看到各国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以“双赢”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谈到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他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发表的讲话令人鼓舞。中国始终强调“众行致远”的意义。
展望全球技术革新与发展机遇，他认为：放眼当下，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瑞士小镇——达沃斯，这几天吸引着全球目光，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在此召开。论坛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地缘经济对抗已成为2026年全球面临的首要风险。在议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多个与之相关的分论坛，突显协作路径与对话精神的重要性。
在本届论坛举行之前，我们对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先生进行了专访，面对全球化挑战与地缘格局变化，布伦德如何诠释对话的力量？又如何看待当下的全球风险与机遇？在他眼中，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为世界提供了怎样的支撑？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2026年1月19日到23日，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多国代表齐聚于此。在阿尔卑斯山凛冽的寒风中，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多重考验，与会各方宣介各自的政策主张，热议机遇与挑战，见证观点的碰撞和交锋，探讨共识与分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达沃斯的“对话”引发关注。
何岩柯：布伦德先生，很高兴您接受《高端访谈》的专访。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有哪些看点？主题“对话的精神”有何重要意义？
布伦德：“对话的精神”是一种愿景。我们希望开展更多对话，因为互相沟通能让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正走向碎片化和极化。我们希望看到各国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以“双赢”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对邻居有利的，对我们也有利，反之亦然。这正是我们的愿景所在。
何岩柯：您之前有过一句表述，“对话不应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布伦德：完全正确。
何岩柯：我注意到，各国政要、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商界、产业、学术等领域领军人物都应邀出席本次年会。将这些利益攸关方召集在一起，您期待达沃斯论坛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布伦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让政府领导人和企业领袖齐聚一堂。我们认为，通过对话我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各方可以在这里达成共识、增进理解，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期待全球合作能在新的一年迈上新台阶。
何岩柯：确实，在这个加速变革的世界中，“对话”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您认为当前达沃斯论坛的角色应怎样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国际格局？
布伦德：是的。过去，让各国人士和领导人齐聚一堂相对容易，因为当时的主流思维是“睦邻共荣”，而非“以邻为壑”。如今，已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正转向新的范式，国家间的竞争加剧，合作形式也在变化，将更趋向定制化合作，更多以诸边形式推进，即理念相近的国家凝聚共识、协力推动事务。在这一新背景下，我们也必须转变思路、务实应对。世界经济论坛过去确实在传统思路下发展得不错，那时多边机构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同样需要直面世界的现实政治格局。
何岩柯：所以论坛是随着现实世界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些报告都提到地缘政治影响、地缘经济对抗给世界带来的风险。您认为这些风险可能引发哪些后果？
布伦德：我们看待此事既可以持乐观心态，也可以持悲观心态。确实，我们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具挑战的地缘政治局势。与此同时，人们曾预期这种地缘局势会对全球增长造成更严重的冲击，但实际上全球经济展现了强劲韧性。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超过3%，中国的增速超过5%，美国经济也表现良好。我们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驱动增长。过去，贸易是增长引擎。现在，贸易虽然仍很重要，但新技术已成为增长动力。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大规模战争或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较低，但一旦发生，后果将极为严重。这也正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此类情况的原因。
何岩柯：您认为这些风险或因素，特别是逆全球化的做法，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哪些影响？
布伦德：确实，过去全球经济增速接近4%水平的时候，贸易增速往往能达到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对整体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现在情况变了，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制成品贸易的增长明显慢于整体贸易，这说明消费者需求正在变化。因此，我们看到数字贸易和各类服务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而像制成品贸易这类的传统贸易则整体增速放缓。同时，当前的大额投资更多投向人工智能中心，以及一系列前沿技术领域。这也正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未来表现更好的国家，往往也是那些在新技术方面准备充分的国家。众所周知，中国和美国在这一领域都处于相当领先的地位，而且彼此之间正在竞争。我们当然也在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进展。
何岩柯：您曾提到，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那么您认为国际社会当下最紧迫、最应共同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布伦德：我们仍需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如果挑战是全球性的，就不可能只在一国范围内把它解决。比如说，网络犯罪。每年通过网络犯罪被窃取的金额高达3万亿、4万亿，甚至5万亿美元。想必大家都认同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各国必须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另外，在一些法律层面，各国也需要就相关规则和监管制度开展协作。要就人工智能的规则达成一致确实更难，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仍然认为，我们在有些领域可以更好地开展合作。不过，世界经济论坛更像是一个平台和推动者，而不是一个能直接解决问题的机构。我们可以把马带到“井边”，但没法强迫它们去“喝水”。
何岩柯：我记得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各国需要在竞争中求合作。也就是说，即便存在竞争，也需要相互合作。那么，这是否代表了未来一段时间国家间的相处方式？
布伦德：我认为你说得对。我发现，各国逐渐意识到彼此的共同点可能比想象中更多。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脱钩”并非易事。即便强行“脱钩”，也将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与此同时，各国也在为新的国际格局做准备。各国更倾向于与友好国家进行贸易，同时推动贸易多元化。
创办于197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已走过了55周年，并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并一直延续至今。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在中国举办“中国企业高峰会”。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从2007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在中国举办“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
何岩柯：世界经济论坛在中西方经济理念的融合互鉴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布伦德：我认为，能获得中国信任，并在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是莫大的荣幸。我们曾率众多国际代表团和企业首席执行官访华，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夏季达沃斯极其重要，同时我们也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达沃斯年会。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开放进程中，这是一种重要的伙伴关系。我们非常希望在未来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
何岩柯：中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近年来又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您看来，中国在重建互信、拓展国际合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布伦德：确实如此。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力遍及全球各个领域。我认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发表的讲话令人鼓舞，他当时就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强调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重要作用。对一个大国来说，单边行事或许更为容易，但中国始终强调“众行致远”的意义。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挑战，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加以解决。
何岩柯：刚才您提到了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我注意到您对那次讲话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穿越时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与力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您看来，那次讲话有怎样的特殊价值？
布伦德：那次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型经济体，发出了非常明确而强烈的信号：中国无意凭借自身规模单打独斗，更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发挥影响力，同时维护我们自1945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当前形势确实在发生变化，时代在变迁，也需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格局做好准备。因此，中国释放这样的信号，具有深远意义。
何岩柯：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在一些国家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当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开放的经济体系方面承担起了责任，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布伦德：中国会采取这样的举措，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一个国家越是深刻地回望历史，就越能清晰地预见未来。回顾一下中国自1979年开始推进经济对外开放的历程，当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而今天中国的占比已达到20%。这一数据轨迹印证了改革开放不仅壮大了中国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更消除了贫困。如果再看当下，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再生能源发展位居前列。我们也看到，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如果放眼全球高速铁路，中国的路网联通水平非常高。拿我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去中国时的情景与今天相比，变化翻天覆地。而这一切变化的根源，正是经济的开放。我认为，中国目前也正在大力投入研发，同时助力深度求索（DeepSeek）等科技创新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取得成功。因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正如英语谚语所说，“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
何岩柯：我们栏目和世界经济论坛也有一段渊源。2025年夏季天津达沃斯论坛期间，《高端访谈》栏目与贵方合办了“‘一带一路’将如何发展”分论坛。您如何看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与发展前景？
布伦德：这是一项极具深远影响的倡议，也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正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要实现脱贫并提升经济竞争力，良好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何岩柯：刚才您多次谈到在中国的经历。您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经常到访中国，去过很多地方，中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在您眼中，中国在这数十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布伦德：我很荣幸，不仅去过北京、上海、天津，还去过贵州、西藏等地，那里的变化同样不可思议。记得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大街上几乎只有自行车，后来汽车数量激增。如今电动汽车越来越普及，从而减少了污染，这对改善空气质量大有裨益。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年轻一代获得的教育机会，中国不少地区实现了从发展中状态向高度工业化的跨越，历史上这种转变往往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而如今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国实现。瑞士一百年走完的历程，中国仅用三十年就实现了，当然这种高度浓缩的发展也带来挑战，文化与环境都在急速变化。但总体而言，中国应对得当。中国还坦诚面对发展中的问题，不回避挑战，并积极着手解决，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调整，还是污染治理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这些举措都很务实。我们不能光看到挑战，还要看整体成果。从整体成果来看，三十年间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这种跨越式发展令人震撼。
何岩柯：结合您的观察与感受，您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怎样的理解？
布伦德：中国的现代化是分阶段推进的。初期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发展重点，如今，中国正更多地转向新技术领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其中不少企业还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活动，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岩柯：谈到新兴技术和创新，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您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如此强调的意义？
布伦德：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判断非常准确，因为未来的增长正是来自这些领域。我们也知道，当中国在某一领域进行重点投入时，往往能够取得相当显著的回报。以太阳能板为例，其价格较十年前下降90%。如今在世界许多地方，太阳能已成为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这正是持续投入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特殊优势在于，通过五年规划中国能比其他一些国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扩大资金投放规模，同时着力推动高校建设。这些举措都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何岩柯：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取得的进展？
布伦德：中国选择了开源路线，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我认为中国目前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中美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竞争，但只要是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就不是坏事。在竞争中，人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好。我认为人工智能也将推动我们在科学领域实现一些久违的重大突破。比如在医学领域，一项研究往往耗时20年之久，需要人们长期收集信息、统计数据并加以汇总。例如在癌症研究领域，人工智能可能将原本需要20年的过程缩短至5年，这将大大减轻科学家的负担，并加快药物及其他相关成果的研发速度。我认为，未来中国在制药领域也会像电动汽车一样全球领先。人工智能正在带来突破性机遇，其潜力之深远，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领会。
何岩柯：中国春节即将到来，明年是马年。在中国文化中，马象征着不断前进、追求卓越的精神。我了解到马在挪威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吗？
布伦德：是的，在挪威确实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若没有马匹，我们根本无法发展农业。马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如你所言，我确实欣赏马年象征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个复杂时代，我们既需要坚持不懈的毅力，还需要在新的科技领域追求卓越。我们必须追求极致卓越，世界始终在改变，我们必须拥抱变化。
何岩柯：值此中国春节来临之际，您想对广大中国观众送上怎样的祝福？
布伦德：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这是我的荣幸！我知道《高端访谈》曾采访过许多重要嘉宾。我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在马年这个奋进的年份，中国已在诸多对未来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了投入，我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中国人非常勤奋，而且非常有责任心。
何岩柯：非常感谢。
布伦德：谢谢。
何岩柯：祝达沃斯论坛一切顺利。
布伦德：谢谢。
在本次专访中，布伦德先生多次用“不可思议”这个词形容中国的发展成就。他认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并称赞中国在科技与教育领域取得的进步。他还表示，期待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论坛总裁布伦德接受《高端访谈》专访，聚焦年会主题“对话的精神”，他呼吁：我们希望开展更多对话，希望看到各国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以“双赢”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谈到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他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发表的讲话令人鼓舞。中国始终强调“众行致远”的意义。
展望全球技术革新与发展机遇，他认为：放眼当下，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瑞士小镇——达沃斯，这几天吸引着全球目光，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在此召开。论坛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地缘经济对抗已成为2026年全球面临的首要风险。在议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多个与之相关的分论坛，突显协作路径与对话精神的重要性。
在本届论坛举行之前，我们对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先生进行了专访，面对全球化挑战与地缘格局变化，布伦德如何诠释对话的力量？又如何看待当下的全球风险与机遇？在他眼中，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为世界提供了怎样的支撑？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2026年1月19日到23日，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多国代表齐聚于此。在阿尔卑斯山凛冽的寒风中，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多重考验，与会各方宣介各自的政策主张，热议机遇与挑战，见证观点的碰撞和交锋，探讨共识与分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达沃斯的“对话”引发关注。
何岩柯：布伦德先生，很高兴您接受《高端访谈》的专访。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有哪些看点？主题“对话的精神”有何重要意义？
布伦德：“对话的精神”是一种愿景。我们希望开展更多对话，因为互相沟通能让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正走向碎片化和极化。我们希望看到各国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以“双赢”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对邻居有利的，对我们也有利，反之亦然。这正是我们的愿景所在。
何岩柯：您之前有过一句表述，“对话不应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布伦德：完全正确。
何岩柯：我注意到，各国政要、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商界、产业、学术等领域领军人物都应邀出席本次年会。将这些利益攸关方召集在一起，您期待达沃斯论坛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布伦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让政府领导人和企业领袖齐聚一堂。我们认为，通过对话我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各方可以在这里达成共识、增进理解，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期待全球合作能在新的一年迈上新台阶。
何岩柯：确实，在这个加速变革的世界中，“对话”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您认为当前达沃斯论坛的角色应怎样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国际格局？
布伦德：是的。过去，让各国人士和领导人齐聚一堂相对容易，因为当时的主流思维是“睦邻共荣”，而非“以邻为壑”。如今，已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正转向新的范式，国家间的竞争加剧，合作形式也在变化，将更趋向定制化合作，更多以诸边形式推进，即理念相近的国家凝聚共识、协力推动事务。在这一新背景下，我们也必须转变思路、务实应对。世界经济论坛过去确实在传统思路下发展得不错，那时多边机构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同样需要直面世界的现实政治格局。
何岩柯：所以论坛是随着现实世界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些报告都提到地缘政治影响、地缘经济对抗给世界带来的风险。您认为这些风险可能引发哪些后果？
布伦德：我们看待此事既可以持乐观心态，也可以持悲观心态。确实，我们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具挑战的地缘政治局势。与此同时，人们曾预期这种地缘局势会对全球增长造成更严重的冲击，但实际上全球经济展现了强劲韧性。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超过3%，中国的增速超过5%，美国经济也表现良好。我们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驱动增长。过去，贸易是增长引擎。现在，贸易虽然仍很重要，但新技术已成为增长动力。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大规模战争或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较低，但一旦发生，后果将极为严重。这也正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此类情况的原因。
何岩柯：您认为这些风险或因素，特别是逆全球化的做法，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哪些影响？
布伦德：确实，过去全球经济增速接近4%水平的时候，贸易增速往往能达到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对整体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现在情况变了，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制成品贸易的增长明显慢于整体贸易，这说明消费者需求正在变化。因此，我们看到数字贸易和各类服务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而像制成品贸易这类的传统贸易则整体增速放缓。同时，当前的大额投资更多投向人工智能中心，以及一系列前沿技术领域。这也正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未来表现更好的国家，往往也是那些在新技术方面准备充分的国家。众所周知，中国和美国在这一领域都处于相当领先的地位，而且彼此之间正在竞争。我们当然也在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进展。
何岩柯：您曾提到，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那么您认为国际社会当下最紧迫、最应共同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布伦德：我们仍需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如果挑战是全球性的，就不可能只在一国范围内把它解决。比如说，网络犯罪。每年通过网络犯罪被窃取的金额高达3万亿、4万亿，甚至5万亿美元。想必大家都认同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各国必须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另外，在一些法律层面，各国也需要就相关规则和监管制度开展协作。要就人工智能的规则达成一致确实更难，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仍然认为，我们在有些领域可以更好地开展合作。不过，世界经济论坛更像是一个平台和推动者，而不是一个能直接解决问题的机构。我们可以把马带到“井边”，但没法强迫它们去“喝水”。
何岩柯：我记得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各国需要在竞争中求合作。也就是说，即便存在竞争，也需要相互合作。那么，这是否代表了未来一段时间国家间的相处方式？
布伦德：我认为你说得对。我发现，各国逐渐意识到彼此的共同点可能比想象中更多。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脱钩”并非易事。即便强行“脱钩”，也将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与此同时，各国也在为新的国际格局做准备。各国更倾向于与友好国家进行贸易，同时推动贸易多元化。
创办于197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已走过了55周年，并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并一直延续至今。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在中国举办“中国企业高峰会”。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从2007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在中国举办“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
何岩柯：世界经济论坛在中西方经济理念的融合互鉴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布伦德：我认为，能获得中国信任，并在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是莫大的荣幸。我们曾率众多国际代表团和企业首席执行官访华，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夏季达沃斯极其重要，同时我们也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达沃斯年会。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开放进程中，这是一种重要的伙伴关系。我们非常希望在未来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
何岩柯：中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近年来又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您看来，中国在重建互信、拓展国际合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布伦德：确实如此。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力遍及全球各个领域。我认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发表的讲话令人鼓舞，他当时就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强调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重要作用。对一个大国来说，单边行事或许更为容易，但中国始终强调“众行致远”的意义。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挑战，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加以解决。
何岩柯：刚才您提到了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我注意到您对那次讲话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穿越时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与力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您看来，那次讲话有怎样的特殊价值？
布伦德：那次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型经济体，发出了非常明确而强烈的信号：中国无意凭借自身规模单打独斗，更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发挥影响力，同时维护我们自1945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当前形势确实在发生变化，时代在变迁，也需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格局做好准备。因此，中国释放这样的信号，具有深远意义。
何岩柯：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在一些国家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当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开放的经济体系方面承担起了责任，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布伦德：中国会采取这样的举措，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一个国家越是深刻地回望历史，就越能清晰地预见未来。回顾一下中国自1979年开始推进经济对外开放的历程，当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而今天中国的占比已达到20%。这一数据轨迹印证了改革开放不仅壮大了中国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更消除了贫困。如果再看当下，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再生能源发展位居前列。我们也看到，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如果放眼全球高速铁路，中国的路网联通水平非常高。拿我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去中国时的情景与今天相比，变化翻天覆地。而这一切变化的根源，正是经济的开放。我认为，中国目前也正在大力投入研发，同时助力深度求索（DeepSeek）等科技创新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取得成功。因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正如英语谚语所说，“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
何岩柯：我们栏目和世界经济论坛也有一段渊源。2025年夏季天津达沃斯论坛期间，《高端访谈》栏目与贵方合办了“‘一带一路’将如何发展”分论坛。您如何看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与发展前景？
布伦德：这是一项极具深远影响的倡议，也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正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要实现脱贫并提升经济竞争力，良好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何岩柯：刚才您多次谈到在中国的经历。您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经常到访中国，去过很多地方，中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在您眼中，中国在这数十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布伦德：我很荣幸，不仅去过北京、上海、天津，还去过贵州、西藏等地，那里的变化同样不可思议。记得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大街上几乎只有自行车，后来汽车数量激增。如今电动汽车越来越普及，从而减少了污染，这对改善空气质量大有裨益。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年轻一代获得的教育机会，中国不少地区实现了从发展中状态向高度工业化的跨越，历史上这种转变往往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而如今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国实现。瑞士一百年走完的历程，中国仅用三十年就实现了，当然这种高度浓缩的发展也带来挑战，文化与环境都在急速变化。但总体而言，中国应对得当。中国还坦诚面对发展中的问题，不回避挑战，并积极着手解决，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调整，还是污染治理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这些举措都很务实。我们不能光看到挑战，还要看整体成果。从整体成果来看，三十年间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这种跨越式发展令人震撼。
何岩柯：结合您的观察与感受，您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怎样的理解？
布伦德：中国的现代化是分阶段推进的。初期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发展重点，如今，中国正更多地转向新技术领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其中不少企业还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活动，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岩柯：谈到新兴技术和创新，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您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如此强调的意义？
布伦德：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判断非常准确，因为未来的增长正是来自这些领域。我们也知道，当中国在某一领域进行重点投入时，往往能够取得相当显著的回报。以太阳能板为例，其价格较十年前下降90%。如今在世界许多地方，太阳能已成为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这正是持续投入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特殊优势在于，通过五年规划中国能比其他一些国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扩大资金投放规模，同时着力推动高校建设。这些举措都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何岩柯：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取得的进展？
布伦德：中国选择了开源路线，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我认为中国目前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中美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竞争，但只要是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就不是坏事。在竞争中，人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好。我认为人工智能也将推动我们在科学领域实现一些久违的重大突破。比如在医学领域，一项研究往往耗时20年之久，需要人们长期收集信息、统计数据并加以汇总。例如在癌症研究领域，人工智能可能将原本需要20年的过程缩短至5年，这将大大减轻科学家的负担，并加快药物及其他相关成果的研发速度。我认为，未来中国在制药领域也会像电动汽车一样全球领先。人工智能正在带来突破性机遇，其潜力之深远，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领会。
何岩柯：中国春节即将到来，明年是马年。在中国文化中，马象征着不断前进、追求卓越的精神。我了解到马在挪威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吗？
布伦德：是的，在挪威确实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若没有马匹，我们根本无法发展农业。马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如你所言，我确实欣赏马年象征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个复杂时代，我们既需要坚持不懈的毅力，还需要在新的科技领域追求卓越。我们必须追求极致卓越，世界始终在改变，我们必须拥抱变化。
何岩柯：值此中国春节来临之际，您想对广大中国观众送上怎样的祝福？
布伦德：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这是我的荣幸！我知道《高端访谈》曾采访过许多重要嘉宾。我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在马年这个奋进的年份，中国已在诸多对未来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了投入，我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中国人非常勤奋，而且非常有责任心。
何岩柯：非常感谢。
布伦德：谢谢。
何岩柯：祝达沃斯论坛一切顺利。
布伦德：谢谢。
在本次专访中，布伦德先生多次用“不可思议”这个词形容中国的发展成就。他认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并称赞中国在科技与教育领域取得的进步。他还表示，期待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