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记者从阿里巴巴获悉，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出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姚某案将在4月25日9时开庭，而开庭的第二天就是“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此前，姚某因为在淘宝上出售假玛氏皇家猫粮被阿里告上法庭。
据悉，本案将由奉贤法院院长陆卫民亲自担任本案审判长。法律界人士表示，这表明阿里巴巴提出“像抓酒驾一样打假”的呼吁正在获得司法界的响应。
“3·15”当天
阿里诉售假案获开庭通知
3月8日，阿里巴巴正式向上海市奉贤区法院递交诉状，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在淘宝上出售假玛氏皇家猫粮的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当天即获得法院立案。
本案中被告姚某从2015年开始在淘宝上出售宠物食品，后来被阿里巴巴和品牌方玛氏联合发现其存在售假嫌疑，于是秘密对其所售货品进行鉴定，并将线索移交给上海警方。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之后展开行动，并将姚某抓获。
在警方对姚某立案之后，阿里巴巴也启动了民事诉讼。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打而不死、死而不僵，已经令打假陷入了死循环，阿里巴巴将穷尽一切手段提高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3月15日，记者从阿里巴巴获悉，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已发出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姚某售假店铺一案将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开庭，且由奉贤法院院长陆卫民亲自担任审判长。
根据最高法指导意见，只有重大疑难、新类型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等情形下的案件，才会有院长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足见在司法界已将阿里巴巴起诉售假、用民事手段打击假货一案视为标杆之举。
司法界热议
呼吁各界共同发力“严刑治假”
近日，阿里巴巴发布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货的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基于此，阿里巴巴呼吁像“像抓酒驾一样打假”，呼唤严刑峻法惩治造假分子。
全国两会期间，行政执法机关已率先对此呼吁做出回应。3月10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马云，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
与此同时，司法界对于“严刑治假”的呼吁也开始进行热烈讨论。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公开表示，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制假售假的治理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他认为，治假的关键也在于形成治理体系和制度，需要不断加大力度。
还有许多来自基层司法界的声音。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周喜玲认为，假货问题愈演愈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监管不到位；二是惩治力度太小，无法震慑制假售假分子。周喜玲建议制定地方法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建立质检、公安、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格执行刑法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量刑标准，对制假售假达到法定数额者严惩不贷，对侵犯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专|家|观|点
“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
针对我国处罚制假售假力度过小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首先应该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即使被揭露出有制售假货的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则提出，目前需要以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契机，推动打假的全民行动。他同时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并鼓励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社会机构、商业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形成立体治理体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对此表示：对于假货泛滥的问题，完善法律制度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将现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落实到底。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系姚志伟教授认为，目前相关法规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力度确实较弱，“执法部门应加强与商业平台联动，在违法犯罪发生第一时间获得电子证据，并对售假者做出相应处罚。除完善刑法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
北京大学法学院杨明教授建议，执法部门应建立面向多个执法部门和单位的“制售假货分子”电子名单，以避免由于法规、法条和执法部门间的割裂，导致制售假货分子逃避制裁。“列入名单的制假售假者，可取消其行业经营资格并限制其银行贷款、出境自由。如果发现累犯，可以按照刑法对其进行处罚。”
立|即|评
“严刑治假”形成社会共识后 更需要实践落实
在阿里巴巴和马云发出“严刑治假”的呼吁后，不仅获得了柳传志、雷军、杨元庆等企业家的支持，还得到了国家工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行政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回应。
这表明对于“提高制假售假刑罚力度”的呼吁早已形成了社会共识，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如何在具体的执法司法过程中落实这种共识。
正如马云提出“像抓酒驾一样打假”的呼吁那样，这几年最经典的司法实践就是酒驾治理。假如没有“酒驾一律拘留、醉驾一律入刑”的严刑峻法，不敢想象会多出多少马路杀手。再看假货，绝大部分制假售假者几乎不承担法律责任，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极丰，很难想象假货如何才能打干净。
正如“人民时评”所言，要解决好打假问题，需要在治标和治本上下足功夫。在治标上，加大打假力度，坚持对假货“零容忍”，一个一个环节管、一个一个案子抓，积小胜为大胜；在治本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联合激励惩戒机制，让制假售假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以此倒逼企业自律、行业自律。而这需要解决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上存在的过宽、模糊、难以执行等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将打击假冒伪劣纳入法治轨道。标本兼治，才能让质优者脱颖而出，从而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裂缝。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孟梅崔江
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记者从阿里巴巴获悉，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出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姚某案将在4月25日9时开庭，而开庭的第二天就是“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此前，姚某因为在淘宝上出售假玛氏皇家猫粮被阿里告上法庭。
据悉，本案将由奉贤法院院长陆卫民亲自担任本案审判长。法律界人士表示，这表明阿里巴巴提出“像抓酒驾一样打假”的呼吁正在获得司法界的响应。
“3·15”当天
阿里诉售假案获开庭通知
3月8日，阿里巴巴正式向上海市奉贤区法院递交诉状，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在淘宝上出售假玛氏皇家猫粮的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当天即获得法院立案。
本案中被告姚某从2015年开始在淘宝上出售宠物食品，后来被阿里巴巴和品牌方玛氏联合发现其存在售假嫌疑，于是秘密对其所售货品进行鉴定，并将线索移交给上海警方。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之后展开行动，并将姚某抓获。
在警方对姚某立案之后，阿里巴巴也启动了民事诉讼。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打而不死、死而不僵，已经令打假陷入了死循环，阿里巴巴将穷尽一切手段提高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3月15日，记者从阿里巴巴获悉，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已发出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姚某售假店铺一案将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开庭，且由奉贤法院院长陆卫民亲自担任审判长。
根据最高法指导意见，只有重大疑难、新类型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等情形下的案件，才会有院长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足见在司法界已将阿里巴巴起诉售假、用民事手段打击假货一案视为标杆之举。
司法界热议
呼吁各界共同发力“严刑治假”
近日，阿里巴巴发布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货的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基于此，阿里巴巴呼吁像“像抓酒驾一样打假”，呼唤严刑峻法惩治造假分子。
全国两会期间，行政执法机关已率先对此呼吁做出回应。3月10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马云，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
与此同时，司法界对于“严刑治假”的呼吁也开始进行热烈讨论。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公开表示，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制假售假的治理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他认为，治假的关键也在于形成治理体系和制度，需要不断加大力度。
还有许多来自基层司法界的声音。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周喜玲认为，假货问题愈演愈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监管不到位；二是惩治力度太小，无法震慑制假售假分子。周喜玲建议制定地方法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建立质检、公安、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格执行刑法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量刑标准，对制假售假达到法定数额者严惩不贷，对侵犯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专|家|观|点
“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
针对我国处罚制假售假力度过小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首先应该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即使被揭露出有制售假货的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则提出，目前需要以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契机，推动打假的全民行动。他同时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并鼓励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社会机构、商业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形成立体治理体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对此表示：对于假货泛滥的问题，完善法律制度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将现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落实到底。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系姚志伟教授认为，目前相关法规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力度确实较弱，“执法部门应加强与商业平台联动，在违法犯罪发生第一时间获得电子证据，并对售假者做出相应处罚。除完善刑法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
北京大学法学院杨明教授建议，执法部门应建立面向多个执法部门和单位的“制售假货分子”电子名单，以避免由于法规、法条和执法部门间的割裂，导致制售假货分子逃避制裁。“列入名单的制假售假者，可取消其行业经营资格并限制其银行贷款、出境自由。如果发现累犯，可以按照刑法对其进行处罚。”
立|即|评
“严刑治假”形成社会共识后 更需要实践落实
在阿里巴巴和马云发出“严刑治假”的呼吁后，不仅获得了柳传志、雷军、杨元庆等企业家的支持，还得到了国家工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行政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回应。
这表明对于“提高制假售假刑罚力度”的呼吁早已形成了社会共识，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如何在具体的执法司法过程中落实这种共识。
正如马云提出“像抓酒驾一样打假”的呼吁那样，这几年最经典的司法实践就是酒驾治理。假如没有“酒驾一律拘留、醉驾一律入刑”的严刑峻法，不敢想象会多出多少马路杀手。再看假货，绝大部分制假售假者几乎不承担法律责任，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极丰，很难想象假货如何才能打干净。
正如“人民时评”所言，要解决好打假问题，需要在治标和治本上下足功夫。在治标上，加大打假力度，坚持对假货“零容忍”，一个一个环节管、一个一个案子抓，积小胜为大胜；在治本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联合激励惩戒机制，让制假售假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以此倒逼企业自律、行业自律。而这需要解决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上存在的过宽、模糊、难以执行等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将打击假冒伪劣纳入法治轨道。标本兼治，才能让质优者脱颖而出，从而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裂缝。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孟梅崔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