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为支持单位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在北京召开。主论坛以“新机遇、新金融、新发展”为主题，包括一行三会等金融管理部门领导、海内外金融领域致命学者、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金融业各界人士，将就“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改革创新”、“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服务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他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是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
吴敬琏说：“从09年到现在，每年都会出台扩张需求的政策，但效果越来越差，09年4万亿还能把GDP拉到8%，近年来的刺激力度并没有减，但效果越来越差，甚至产生负作用。”
因为从需求方观察，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已经出现问题，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充分显现。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有数据显示，近期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接近300%，蕴藏着很大的风险，这种情况表明，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供给侧改革意义重大。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认为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的方针。这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我们必须作出充分的估计，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
在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就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应该怎么来理解，怎么来对应，正像宏观经济学已有的成果告诉我们的，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去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就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在我们这里，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来应对。但是在我们这里，应该说至少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开始的时候大概在2006年、2007年，也许甚至更早一点时间，有些经济学家就发现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下行的通道变成了现实。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就是所谓三架马车，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呢，是因为需求不够，三架马车的力量不够，所谓三架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所以应对的方针就变成了所谓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执行了几年以后，虽然反复的用这个方法去提升增长率，但是效果不佳，而且风险积累。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也就是说我们宏观经济学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张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它效果越来越差，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这个增长率拉伸到8%以上，甚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到了近年来，这种刺激政策虽然力度并没有减，可是它的效果越来越差，甚至没有效果。另外一方面，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迅速的提高，所以到了2013年的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到了2014年就发现杠杆率还不断的升高，到2015年一些研究就说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这就是说它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从正面的效果越来越差，负面的效果越来越大，这种情况表明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办法就是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再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2009年以后开始的争论，对于观察中国长期增长应该需求侧入手，还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后一种意见就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供给侧来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它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供给的基本要素中，过去主要是依靠了资源投入的增加，也就是说靠投资拉动，而效率的提高这个因素，它的贡献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候曾经有所进步，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研究都表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过去造成效率提高的因素正在消退，比如说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资源进入城市，结构的改变使得我们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
另外从一个后劲的国家用引进学习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当中国的普遍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以后，用这样简单的办法去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空间也变的很小。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供给侧的几个要素中间，效率提高的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经济的一种下行的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下行的状态就会持续下去，就不能稳定住。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中间，劳动、投资和效率提高，这三个因素中间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所以不能依靠，那么我们要扭转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但主要就是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靠提高效率来对冲我们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针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我们具体的政策要适应这个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