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选择，关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也关乎精准脱贫目标以及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存在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新的情况和变化？有何推进办法？近日，全国政协“推动农业人口就业与有序转移”调研组赴福建、河北两省调研相关情况。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业转移人口一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因此我们要让农民工进得来、落得下、留得住、过得好，真正地融入城市、共享城市。”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马大龙说出了近2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心声，也体现着国家以及地方推动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决心。
在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来办理各项业务的人流攒动。调研组来到与农业转移人口工作相关的多个窗口，向业务办理人员询问起农业转移人口办理户籍以及工伤鉴定、补偿等情况。
“一天业务量大概多少？农民工占多少？需要什么手续？多少天可以办完……”调研组还请工作人员随即抽取了几份办理文件细细查看，并与当时正在办理相关业务的市民、农民工交谈。
8天的时间中，通过实地调研，与政府、企业、农民工代表等的座谈与交流，调研组发现，福建、河北两省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下，结合当地实际，通过完善政策、加大服务、加强培训等措施，探索了许多值得推广的农业人口就业和有序转移新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调研组了解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经济新常态的影响，农业人口转移也出现了新的趋势。
农业人口转移新趋势:需求减少技术含量升高
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林卫宠告诉调研组，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突出，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的就业、收入、权益维护等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同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也影响了政府提供城镇公共服务的能力。
目前正在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影响了农民工就业，“原来靠简单劳动就能在城市谋生的农民工，现在没有技术含量就难以在城市立身。”林卫宠说。
这样的变化在福建省仙游县可见一斑。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杨志明曾多次来到仙游，“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除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6个行业去产能，木业也在去产能，这在仙游反映明显。与3年前相比，木业从业人员逐步在减少，现在也到了技能提升，打造仙游工匠、品牌的转折阶段。”
作为长期从事农民工相关工作的专家，杨志明在调研期间也沿路向委员们介绍着农业转移人口最新的变化趋势：“农业转移人口正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供给；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也到了稳步增长阶段，低工资拉动经济起飞的时代已经过去；农民工就业方向从以建筑业、制造业、重化工业为主转向新的业态及第三产业。”
记者了解到，在其他行业发展疲软的状态下，有两个行业逆势上涨。一个是快递业，另一个是家庭服务业，均是农业转移人口集聚的行业。
城市配套跟不上导致“融入难”
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滞后带来的影响正逐步凸显，尤其在子女教育和住房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进城辛苦工作，就是希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是许多农民工的迫切需求。
福建省教育厅巡视员刘平提供了一组数据：2006年到2015年十年间，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从48.7万人增加到95.8万人，增加了一倍左右，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11.2%增加到23.9%。而且近80%集中在泉州、厦门、福州三地。仅厦门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人数已超过本市户籍学生。
随之带来的是学校资源的捉襟见肘。
“学校需要扩大班生数，增加班生额，需要进一步加大教师招聘、校园建设、设施设备采购等力度，不仅增加了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给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带来新的困难和问题。”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吴亿年特别强调，“尤其是受编制限制，教师数量不足。如果聘用合同制编外教师，由于待遇等有差别，很多时候难以保障教育发展和质量提高。”
“随着农民工以及随迁子女的流动，是否可以让国家配套的资源相应也流动起来？”河北省邯郸市政协主席冯连生说出了地方省市的心声。“比如是否可以根据生源对教师编制进行动态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就在进行相应的尝试。“现在农村适龄孩子减少，教育规模在缩小，我们就尝试改变农村和城市教师编制的配比，在区域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调整平衡。”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泽峰说。
“国家也在做相应的调整。”在调研前的情况介绍会上，马大龙了解到，目前国家正在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机制，研究中央转移支付如何向农村转移人口流入地倾斜。在调研中，他也多次把这样的信息与地方相关部门分享。
除了教育，住房保障问题也是横亘在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中的一座大山。
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王海介绍，尽管国家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但其收入还是难以支撑城市高房价，多数农民工住在企业自建房或在偏僻郊区租房，难以融入城市；而受资金和土地等因素限制，各地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租房数量有限，事实上无法满足需求；同时，由于公租房大多布点在城市周边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配套不同步，进城务工人员认为享受不到与中心城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且增加生活成本，也不愿意申请。
技能培训缘何有时成为“鸡肋”？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技术人才不仅对企业至关重要，更决定了农民工自身的发展。因此，重视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就成为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的工作。各地纷纷探索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职业培训制度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过，调研中委员们发现，一些问题也逐步凸显——“针对性和实效性待改善、职工培训积极性不高”也困扰着培训工作的推进。
在莆田的调研中，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戴建忠指出，在培训中存在参训意愿较差的情况。一方面培训需要时间和精力，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暂时收入，他们不愿意挤占赚钱时间来参加学习；同时，许多农民工受守旧观念影响，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也不愿意培训；再加上现行职业培训制度体系不够健全，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难以满足劳动者多样化的培训需求，都影响着农业人口就业质量。
莆田市农业局副局长林岐桦也反映，虽然国家对培训非常重视，从各个渠道都给予补贴，“但有些并没有用在刀刃上。”“要让钱真正达到效果，根据地方产业发展来培训。”林岐桦建议，可以在统筹考虑各地产业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培训，委托社会力量，政府部门加大跟踪检查。让农民工根据自身需要去报名，机构给予鉴定，根据鉴定结果给予相关补贴。
邯郸市副市长武金良指出，虽然邯郸市有几十个就业市场和培训机构，但就业信息网络尚未健全，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就业指导，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盲目性。
在杨志明看来，未来企业与行业发展中聚集起农业转移人口非常重要。“有了这棵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
“同时，农业转移人口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已从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过客’变成‘城市主体’心态，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返乡就业创业的‘城归’也在逐步增加。”
“不想落户”的背后
“我想现场做一个调查，请举一下手，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在城市落户了？”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20余位农民工代表、基层管理人员和调研组一起座谈，委员们随机问道。
举手者并不多。
“有多少人希望转成城市户口？”委员们追问，举手者依旧寥寥。
“为什么不愿意转？”
“目前在城市里工作，有没有户口没感受到区别；为了考驾照，我办了一个居住证。户口在村里，还可以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一系列好处，转了就怕没有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直言不讳。
存在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数。
福建省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陈小兵发现，虽然福建省已经制定了基本上“零门槛”的城镇落户政策，但农业转移人口进程落户“趋利性”明显，目的更多倾向于城镇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和就业机会等。“落户意愿根据城市大小、资源优劣不同，冷热不均。总体上，仍热衷于落户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的福州市辖区、厦门市，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不感兴趣。”
邯郸市专门针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据悉，在收回的2516份针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报告中，愿意落户的只占到26.79%；不愿意落户和无所谓的占到44.04%、29.17%。
调查发现，不愿落户的主要原因：一是担心在城市落户后，被收回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或者林地承包经营权（简称“三权”）；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参与集体收益分配。二是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买不起房，或者担心无法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难以承担城市看病费用。三是担心当地就业情况不稳定，缺乏生活来源。
事实上，对于丧失“三权”的担心，国务院已经有了回答，明确指出，为让农民进退有路，要求保留进城农民的这三项权利。
“政策上虽然这样规定，但实际上目前很难落实。”邯郸市副市长武金良坦言。这位曾在村、县等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非常了解实际情况，“户口都不在村里，政策上虽然说保留，但怎么去享受村中的集体权益呢，实际上执行起来很难。而且政策是‘现阶段’，但是现阶段多长？是几年还是几十年？老百姓吃不了定心丸。”
“如果在城市中奋斗的很成功，逐步肯定要改变户籍；但是如果一直从事较低层次、不稳定的行业，终究会回到农村。”武金良说，“他们认为，有地心不慌。”
调研组了解到，目前作为流动人口平等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保障，居住证制度是解决落户问题的阶梯式政策通道。在上述调查中，愿意办理居住证的占72.18%，其中因考取驾照占24.17%，子女上学23.45%。
“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之一，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公安一家的工作，需要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协作。”邯郸市公安局副局长杨俊海说，“希望各部门能加紧出台相关政策配套措施，着力消除因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之分而产生的福利差异，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他们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武金良也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大量外地农民已成为实际的常住人口，但现有的户籍管理结构已不能反映人口分布、劳动力流向和就业结构等状况，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应该创新管理手段，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将工作信息向网络延伸，构建实时、动态、覆盖全面的管理系统，建立流动人口信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