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说话，大家会仔细倾听。
全球市场空前关注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政策之时，财新再次专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2016年，中国经济和金融面临更为艰难复杂的一年。GDP增速“破七”之后，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结构性改革之下，经济增速回升有待未来，而过去几年累积的金融风险正在加速释放，从传统的银行不良贷款到创新的大资管和互联网金融，风险多点爆发。
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如何为改革和增长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如何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适应全新的金融混业业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坚定不移，要如何拿捏节奏和分寸？
带着诸多待解之惑，在央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结束之后，财新专访周小川。在北京复兴门外央行大楼9层的办公室，周小川条分缕析，切中肯綮，幽默回应。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大大小小五台电脑，背后是整面墙的书架。
周小川任央行行长进入第14个年头，见证过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年，也曾直面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坚定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多项改革；曾面对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和外汇储备累积过快的烦恼，如今又面临人民币贬值和外储下降的挑战。一个央行行长能遇到的事情，他都遇到过了。
谈及近期市场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从基本面看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但坦言最近投机力量瞄准中国，汇改推进会把握合适的时机和窗口，并表示“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的态度。
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周小川认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最后，他还畅谈数字货币的未来，认为纸币必然要被取代。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不会影响现有的货币供给、创造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其防伪性和安全性则有赖于多种信息技术手段的保障。
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基础
财新记者：1月份央行召开了全系统的年度工作会议，节前听到各分支行正在传达讨论。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会议关注哪些主要议题？
周小川：年度工作会议历来都要分析讨论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并推动金融改革。今年大家讨论较多的议题还有外汇市场和汇率，宏观审慎评估，央行数字货币以及互联网金融，等等。
财新记者：目前市场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判断有一些分歧，这也影响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对这一问题应该怎么看？
周小川：当前对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 形势的看法确实存在分歧，但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总的看，当前中国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6.9%的中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较高水平。
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有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也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整结构的结果，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增长，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未来中国将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三者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财新记者：在您看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有哪些？
周小川：现在中国国民储蓄率仍然很高，会带来高投资，这个关系继续存在。尽管高投资中的一部分是“走出去”投资，但与国内投资总量相比还是很少的，并不意味着国内投资增量和机会少了，国内投资保持高位还是很有基础的。
贸易的比较优势虽然有所转移，但通过转型升级走向中高端，中国的制造业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制造业的短期调整，部分是因为环保要求，要减少“两高一资”式的扩张。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43%增长到2015年超过50%，空间仍然巨大。
此外，过去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不够宽松，对此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问题已开始逐步解决，包括大众创业也有很大空间。
财新记者：GDP增速回落是外界比较担心的。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多年的两位数持续回落，2015年降至6.9%，这引起很多悲观情绪。
周小川：对中国的看法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中国2009年、2010年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太大了，我国人口占全球20%，当时GDP占全球不到10%，但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必须认识到这是特殊时期的情况，当时欧美受危机冲击，而中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两者形成巨大反差。但这种情况不应该成为常态，50%不能当标准用，也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左右，是比较接近常态的，这不是什么硬着陆。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过去突出强调GDP。其实从全球来看，GDP特别是其增量与汇率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有时GDP增长快会伴随着经济过热和通胀偏高，反而产生本币贬值的压力。现在国际上有一些误导的议论，应该说，本币汇率更多地与本国的竞争力及经济健康度有关。
如果深究一下理论和国际经验，和汇率最相关的经济基本面因素首先是经常项目平衡。201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仍很高，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98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影响汇率的另一个基本面因素是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即通货膨胀的相对变化。美日欧的通胀目标是2%。中国2015年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1.4%，对中国而言是比较低的通货膨胀。低通胀有利于币值稳定。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国际竞争力仍很强，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区间，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所升值，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财新记者：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因素也很重要，您认为哪些是最值得关注的？
周小川：没错，这非常重要。我不求全面，只讲四点。第一，全球经济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时倍受磨难，后来美国经济出现一些好的兆头，美元开始升值，欧元、日元显著贬值。由于多方面原因，人民币对美元贬得较少，相对于欧元、日元等则有明显升值，市场不少人认为需要“补课”式调整。第二，美联储逐渐从量宽递减过渡到退出量宽，直至2015年12月的首次加息，当然会对全球货币资产配置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说，2013年、2014年美联储的政策变化对多数国家均有影响，特别是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影响明显，但对中国冲击不大；而2015年，特别是12月的加息，对中国的影响则很显著，可能也是“补课”吧。第三，国际投机力量近来聚焦唱空中国。其实，这些投机力量总要找些热点去下注，恰好找到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市场出现波动。问题是，以前这种投机力量较弱，经过全球金融危机各大经济体大幅量化宽松后，闲钱实在是多得惊人。中国经济到底行不行？我们是有信心也有耐心的，等着数据不断出来说话。当然也要明白，这对于下了注的人是没有用的，他们急于制造舆论，企图倒逼博弈尽快见分晓。第四，全球范围内多种金融资产在量宽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泡沫或其他调整压力。2008年以后，全球抗击金融危机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很多资产价格上涨了很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存在调整的内在压力，处于待调整状态，最后就看是谁来触发。调整总是痛苦的，为此无论是谁都希望找个可问责的第三方。
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是否为增强出口、提升GDP而允许人民币贬值，并有可能加剧所谓的“汇率战”。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经常项目平衡，2015年货物贸易顺差已接近60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不低，因此不存在为扩大净出口而贬值的动机。李克强总理也反复阐明了这一点。当然，2015年的顺差中有不少是因为国际市场大宗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下跌而带来的，中国的许多种大宗产品进口的数量都是正增长的，特别是原油，但进口金额下降了，所以也不能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归罪于中国经济放缓。因此，要解释人民币自去年起出现对美元贬值的压力，还应主要看美元对多种货币升值过快、国际国内若干事件的冲击以及市场上短期情绪的影响。
财新记者：央行对于“热钱”规模有估算吗？
周小川：“热钱”没有明确的定义。不过，投机力量并不是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力量。大的投机力量主要是在境外市场，而能跨境流动的 QDII和QFII的数量都相当有限，进出的规模和速度都受管理。当然，在境外唱空中国会在情绪上影响境内市场。
现在观察到的情况，一些出口企业受到预期的影响，通过结汇与否、何处结汇、延期结汇，在贸易方面做远期规避风险，调整投资时点、提前购汇等，都会影响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大量国内企业在国外有子公司，资金存放在境外还是国内，伺机而动，都比以前更方便。但出口企业毕竟是要用人民币发工资，支付水电费和购进原材料、零部件的，这种调整策略是会见底的，进口企业也与此类似。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某种预期之下会进行负债调整，主要是为防止美元升值而尽量减少或偿还美元债务，改为借本币债。应该说，中国是大经济体，外债也是不少的，2014年约8000多亿美元，一旦要调整，就会向央行大量买汇。相比之下，转为人民币债务融资也有条件，目前人民币贷款可获得性较高，价格也不算贵。这就是说，如果预期是对的，则负债方调整也无可非议，也是企业自主权。好在这种调整会很快见底的，外债都还了就见底了。何况，不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是要靠母公司用美元作贸易融资的，这部分量很大，不可能减到底。
为此，需要区分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两个概念。外向型企业的结售汇策略选择和负债结构调整是正常行为，属于利益权衡，总是会见底的。它的确会影响资本流动的数字和国家外汇储备的数字，但不一定是外逃。
近期全球金融市场上不确定性因素多，和正常时期不同，确实有些投机力量在瞄准中国。正常情况下，国际投机者不会把中国当作攻击目标。中国经济体量大，资源多，跟中国拼，不容易挣到钱。事实上，中国过去许多年主要是资金流入，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热钱”，会择机撤出，没什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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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记者：您具体分析了影响汇率的两个主要基本面因素，国际收支平衡和通胀水平，但除这两项外，资本项目的变化对汇率的影响也很大。
周小川：对。资本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涉及直接投资的资本项目基本比较稳定，外商直接投资有些波动但基本稳定。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增多，这是政策放开和中国企业家逐渐了解国际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自然结果。当前增长比较快，这也是好事。
当然，我们也发现，有一部分人由于信心、产权保护、原罪等问题，在谋求海外移民、投资买房等；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在海外投资收购企业，并不一定是因为比较优势转移或开拓市场，而是在中国破产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己采取了“跑路”保护。
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开放程度这么高，这些混杂在正常投资中的外流问题确实存在，也确实有改进空间，但和每年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量和数万亿美元的储备相比都不算大，估算时要有量级的区分。此外，随着中国法治进一步完善，有些问题会逐步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