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资本双向流动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待跨境资金流动对于汇率、利率等金融改革步伐的影响？这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怎样影响？
刘利刚：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转向盯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这不可能成为维稳人民币汇率的“锚”。主要因为，中国企业基本上以美元负债，今后6-12个月大量美元债务到期。这些企业会购入更多美元、卖出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中国企业很好对冲美元债务资产之后，一个有灵活性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台比较重要。
改革方面，当务之急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在对境外央行等主体开放中国债券市场之后，下一步很自然地应当对海外养老基金开放。13个OECD国家养老基金总和约36万亿元美元，而当前他们在中国配置几乎为零，这些长期机构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资本双向流动的状况。一方面，中国企业支付短期美元债务；另一方面，其他资本流入中国。这就会给人民币提供一个相对浮动的汇率机制。
在做这些之前，央行需要发展在岸汇率对冲市场，现在大多汇率对冲都在海外完成，在岸市场发育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可以有助于中国货币政策回到独立性和有效性。
章俊：央行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软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美联储12月决定是否加息的关键性会议前夕正式推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应该参考一篮子货币。基于经济基本面的企稳，欧元区和日本虽然没有如市场预期的那样继续扩大和升级货币宽松的规模，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维持目前的宽松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负面冲击的效果。
重大政策出台需要充分市场沟通和预期管理，才能避免市场的误读和担忧。具体而言，除了加强市场沟通和预期管理之外，央行应该灵活利用中间价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作用来管理市场预期，而不必完全拘泥于参考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中间价形成机制，否则预期的自我实现和加强效应可能会推动市场形成一致贬值预期。
不能靠贬值解决结构问题
上海证券报: 人民币汇率下行，对于我国出口会有怎样影响？是否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
连平：人民币阶段性适度贬值对国内投资影响较不明显。对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但也可能是短期的，且效应不见得十分明确。
例如，随着美元相对走强，我国居民赴美旅游消费的意愿短期内可能略有下降；但与此同时，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仍可能保持相对强势，从而使我国的海外消费出现结构分化和替代效应，因而未必会显著激发国内消费。
美元相对走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些，但对其作用也不可过分夸大。从进口来看，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承受下行压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拖累我国今年的进口增幅；但在去年，我国多数大宗商品的进口数量不但没有明显减少，反而有了稳定增长，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从出口来看，制造业对美出口可能迎来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可能继续承压。由于与中国出口结构类似的其他亚洲经济体无疑也将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因此，不能将出口改善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汇率因素上。事实上，去年一次性贬值的效应市场很快即予以消化。
刘利刚：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看，尽管他们的货币也大幅贬值，但出口没有很大起色。在当前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进口中间产品、利用本国便宜劳工进行再加工，然后出口到海外。这种情况下，本币贬值，对于这些国家出口并没有太大帮助。
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显示，现在情况下，货币贬值对全球贸易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小。
人民币贬值，对于服装等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的行业的出口可能有益；但对于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产品的行业，并没有太多刺激作用。
中国也不能靠贬值来解决结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成。当前，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对中国产能升级、更新换代有好处，比如，从其他国家进口变得便宜，比如，进口精密机床、机器人，这才是我们国家下一步经济转型、升级换代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