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遭遇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冲击。为稳定经济，全球央行纷纷降息或多次降息，量化宽松操作持续加码。三季度，随着抗疫封锁措施的解除，各国经济有所复苏，央行宽松步伐随之放缓。但眼下，海外疫情卷土重来，经济前景不明，迫使全球央行重新考量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尽管疫情演变与经济前景如何发展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处于超宽松状态。但货币宽松政策并非无副作用，其副作用值得警惕。
相较于3月份的第一轮疫情高峰，近期的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美国数据统计网站Worldometer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1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27万例，确诊病例超过一万例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13个。面对新一轮疫情的压力，全球多数央行纷纷释放保持货币宽松的强音。美联储静候新一轮财政刺激落地；欧洲央行在疫情、欧元、通缩的三重夹击下很可能在12月扩大量化宽松（QE）；日本央行随时准备扩大宽松；英国央行再度考虑实施负利率的可能；加拿大央行宣布对QE结构进行调整；澳洲、印度央行则计划扩大QE规模。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宽松周期后，本轮货币政策空间已然收窄。从利率水平来看，2008年初，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政策利率分别为3.5%、3.0%、0.5%和5.5%，处于“较高”正值，而当前主要央行政策利率已经逼近于零或者处于负利率。从资产购买等操作来看，2020年初，四大主要央行资产规模已超过15万亿美元，较2008年初增长了2.8倍，正在面临无债可买进而放宽标准、无上限操作的困境。
与此同时，长时间实行刺激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正在显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因全球“大放水”而催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长期货币宽松政策，在提供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造成了金融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为全球金融市场埋下风险。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复苏低迷，但一些主要国家股指创新高，全球股市、债市、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出现“过山车”行情，这也显示出实体经济难以支撑由宽松政策催生出的金融市场的表面繁荣。
其次，是全球债务问题。疫情期间，在全球央行加大力度缓解流动性状况和降低利率水平的努力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都已变成为零或负值，超低的利率降低了偿债成本。但维持低利率的金融抑制策略并非没有副作用，后续各国央行任何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尝试都会引发名义收益率再度飙升，并引发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与此同时，低成本借债下也扩大了各国的债务规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预计将因疫情影响上升15个至3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将上升5个至15个百分点。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近100%，而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将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8%，超过1946年二战结束时的最高值。
此外，长期货币宽松政策还将挤压传统金融业利润。在低增长、低利率乃至负增长、负利率环境下，银行业净息差、利息收入显著下降。截至今年7月，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宣布裁员人数均已过万;意大利裕信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等大型银行也宣布了几千人裁员计划。疫情的冲击只是金融业裁员潮的“催化剂”，而真正的“导火索”是长期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银行承受的经营压力。据德意志银行估计，欧元区银行每年因负利率政策损失约80亿欧元。而利润的挤压或将推动金融机构走向高风险领域，养老基金等风险厌恶型投资机构也会冒险增加另类资产投资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定性。
总的来说，对全球央行而言，宏观经济环境仍充满挑战，而由于疫情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深层次结构性变化，使得平衡货币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宽松政策对抗击疫情、稳定经济、保障就业和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还不宜过早过快退出；另一方面，过度刺激政策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且难以持续，长期会有极大副作用。疫情过后，全球金融体系如何消解过度宽松的“后遗症”，将成为各国央行的新课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遭遇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冲击。为稳定经济，全球央行纷纷降息或多次降息，量化宽松操作持续加码。三季度，随着抗疫封锁措施的解除，各国经济有所复苏，央行宽松步伐随之放缓。但眼下，海外疫情卷土重来，经济前景不明，迫使全球央行重新考量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尽管疫情演变与经济前景如何发展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处于超宽松状态。但货币宽松政策并非无副作用，其副作用值得警惕。
相较于3月份的第一轮疫情高峰，近期的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美国数据统计网站Worldometer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1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27万例，确诊病例超过一万例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13个。面对新一轮疫情的压力，全球多数央行纷纷释放保持货币宽松的强音。美联储静候新一轮财政刺激落地；欧洲央行在疫情、欧元、通缩的三重夹击下很可能在12月扩大量化宽松（QE）；日本央行随时准备扩大宽松；英国央行再度考虑实施负利率的可能；加拿大央行宣布对QE结构进行调整；澳洲、印度央行则计划扩大QE规模。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宽松周期后，本轮货币政策空间已然收窄。从利率水平来看，2008年初，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政策利率分别为3.5%、3.0%、0.5%和5.5%，处于“较高”正值，而当前主要央行政策利率已经逼近于零或者处于负利率。从资产购买等操作来看，2020年初，四大主要央行资产规模已超过15万亿美元，较2008年初增长了2.8倍，正在面临无债可买进而放宽标准、无上限操作的困境。
与此同时，长时间实行刺激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正在显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因全球“大放水”而催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长期货币宽松政策，在提供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造成了金融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为全球金融市场埋下风险。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复苏低迷，但一些主要国家股指创新高，全球股市、债市、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出现“过山车”行情，这也显示出实体经济难以支撑由宽松政策催生出的金融市场的表面繁荣。
其次，是全球债务问题。疫情期间，在全球央行加大力度缓解流动性状况和降低利率水平的努力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都已变成为零或负值，超低的利率降低了偿债成本。但维持低利率的金融抑制策略并非没有副作用，后续各国央行任何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尝试都会引发名义收益率再度飙升，并引发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与此同时，低成本借债下也扩大了各国的债务规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预计将因疫情影响上升15个至3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将上升5个至15个百分点。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近100%，而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将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8%，超过1946年二战结束时的最高值。
此外，长期货币宽松政策还将挤压传统金融业利润。在低增长、低利率乃至负增长、负利率环境下，银行业净息差、利息收入显著下降。截至今年7月，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宣布裁员人数均已过万;意大利裕信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等大型银行也宣布了几千人裁员计划。疫情的冲击只是金融业裁员潮的“催化剂”，而真正的“导火索”是长期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银行承受的经营压力。据德意志银行估计，欧元区银行每年因负利率政策损失约80亿欧元。而利润的挤压或将推动金融机构走向高风险领域，养老基金等风险厌恶型投资机构也会冒险增加另类资产投资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定性。
总的来说，对全球央行而言，宏观经济环境仍充满挑战，而由于疫情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深层次结构性变化，使得平衡货币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宽松政策对抗击疫情、稳定经济、保障就业和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还不宜过早过快退出；另一方面，过度刺激政策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且难以持续，长期会有极大副作用。疫情过后，全球金融体系如何消解过度宽松的“后遗症”，将成为各国央行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