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上半年宏观形势报告看，我国经济在总体上保持稳定运行的同时，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为应对当前稳中有变的新形势，坚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客观认识新挑战
当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美贸易冲突。今年以来，美国借口中美贸易严重失衡以及中国不遵守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贸易规则，开始针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7月以来，美国更是将加税商品从之前的500亿美元扩大到2000亿美元，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应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这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发展阶段差异、文化与社会制度差异以及经贸政策差异都有密切的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率仅为4.9%，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收窄四分之一，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性影响将在下半年逐步显现。出口与投资、消费共同构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美国又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全面贸易冲突势必给我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极端情况是部分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有可能会跟进，使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更为恶劣。贸易冲突会持续多久，涉及范围多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到什么程度，这成为今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变数。
另一困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因素是，近年来我国持续收紧货币，坚持去杠杆，以化解金融风险，这与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的目标不尽一致，如何统筹经济政策工具，应付复杂的局面，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受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流动性过剩，企业杠杆率过高，地方政府债务过重，资产泡沫化严重等问题，形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自2016年起，中央就高度重视去杠杆工作，把去杠杆作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核心措施。应该说，几年来去杠杆还是有显著成效的。但一方面去杠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路还很长，还不能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在收紧货币、去除杠杆的过程中，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已经感受到巨大的资金压力，在紧缩货币的背景下，企业脆弱的债务链条极易断裂。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已经暴露出此种倾向，因此，今年二季度以来，央行实际上已经适度调整货币政策，连续三次定向降准，为企业释放流动性，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5月份，更是将去杠杆转变为稳杠杆，适度增加信贷规模，缓解处于饥渴状态的企业资金需求。
可以预见，在贸易冲突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必然会进一步加强，而扩大内需也需要货币政策有所调整，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势在必行，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趋于放松。但是，适度增加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开闸放水，必须管好货币闸门，避免传统上大水漫灌式的调控。应该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中由于杠杆率高，政府债务负担重，仍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去杠杆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政府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去杠杆和调结构是长期目标，扩内需、保增长则是短期任务，要保持政策的定力。
两方发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推进减税降费，提高企业投资与创新的积极性，活跃市场，提振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积极财政政策要从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两个方面发力。笔者认为，经历了1998年和2009年两轮大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后，我国在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普遍短缺的状况已经成为历史，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应以补足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为目标，同时，加大在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绿色、民生以及实施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投资应着力促进营商环境优化，为各类投资主体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全社会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同时，财政投资也应高度重视投资效益，在我国当前政府债务居高不下，金融风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应是必然的选项，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两个方向的措施。我国近年来一直推行结构性减税，从增值税转型到营改增，再到增值税减档并税率，再到今年5月1日起直接降低增值税1个百分点，都具有明显的减税意图。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适当降低企业税负，有利于舒缓企业不断紧绷的债务链条，企业扩大投资，稳定和吸引外资。近年来，国务院一直推进降成本措施，努力降低企业各种费用负担，8月14日下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就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优化发展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做出进一步安排，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降费还会进一步持续，包括构成企业人员成本很大比重的社保费，今后都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应该说，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比较重；另一方面，全社会杠杆率过高，存在较大金融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无论是增加财政支出还是减税，势必扩大财政赤字。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持有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在弥补财政赤字和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的过程中，可以在严格控制进程，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适当采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兼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盘活部分国有资产等方式，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另一方面，减轻财政的压力，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对财政直接投资的项目，仍可以探讨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提高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效率，使积极财政政策落到实处，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优化结构，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财政与金融风险。（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从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上半年宏观形势报告看，我国经济在总体上保持稳定运行的同时，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为应对当前稳中有变的新形势，坚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客观认识新挑战
当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美贸易冲突。今年以来，美国借口中美贸易严重失衡以及中国不遵守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贸易规则，开始针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7月以来，美国更是将加税商品从之前的500亿美元扩大到2000亿美元，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应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这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发展阶段差异、文化与社会制度差异以及经贸政策差异都有密切的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率仅为4.9%，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收窄四分之一，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性影响将在下半年逐步显现。出口与投资、消费共同构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美国又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全面贸易冲突势必给我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极端情况是部分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有可能会跟进，使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更为恶劣。贸易冲突会持续多久，涉及范围多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到什么程度，这成为今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变数。
另一困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因素是，近年来我国持续收紧货币，坚持去杠杆，以化解金融风险，这与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的目标不尽一致，如何统筹经济政策工具，应付复杂的局面，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受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流动性过剩，企业杠杆率过高，地方政府债务过重，资产泡沫化严重等问题，形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自2016年起，中央就高度重视去杠杆工作，把去杠杆作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核心措施。应该说，几年来去杠杆还是有显著成效的。但一方面去杠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路还很长，还不能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在收紧货币、去除杠杆的过程中，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已经感受到巨大的资金压力，在紧缩货币的背景下，企业脆弱的债务链条极易断裂。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已经暴露出此种倾向，因此，今年二季度以来，央行实际上已经适度调整货币政策，连续三次定向降准，为企业释放流动性，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5月份，更是将去杠杆转变为稳杠杆，适度增加信贷规模，缓解处于饥渴状态的企业资金需求。
可以预见，在贸易冲突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必然会进一步加强，而扩大内需也需要货币政策有所调整，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势在必行，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趋于放松。但是，适度增加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开闸放水，必须管好货币闸门，避免传统上大水漫灌式的调控。应该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中由于杠杆率高，政府债务负担重，仍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去杠杆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政府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去杠杆和调结构是长期目标，扩内需、保增长则是短期任务，要保持政策的定力。
两方发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推进减税降费，提高企业投资与创新的积极性，活跃市场，提振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积极财政政策要从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两个方面发力。笔者认为，经历了1998年和2009年两轮大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后，我国在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普遍短缺的状况已经成为历史，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应以补足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为目标，同时，加大在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绿色、民生以及实施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投资应着力促进营商环境优化，为各类投资主体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全社会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同时，财政投资也应高度重视投资效益，在我国当前政府债务居高不下，金融风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应是必然的选项，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两个方向的措施。我国近年来一直推行结构性减税，从增值税转型到营改增，再到增值税减档并税率，再到今年5月1日起直接降低增值税1个百分点，都具有明显的减税意图。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适当降低企业税负，有利于舒缓企业不断紧绷的债务链条，企业扩大投资，稳定和吸引外资。近年来，国务院一直推进降成本措施，努力降低企业各种费用负担，8月14日下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就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优化发展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做出进一步安排，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降费还会进一步持续，包括构成企业人员成本很大比重的社保费，今后都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应该说，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比较重；另一方面，全社会杠杆率过高，存在较大金融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无论是增加财政支出还是减税，势必扩大财政赤字。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持有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在弥补财政赤字和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的过程中，可以在严格控制进程，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适当采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兼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盘活部分国有资产等方式，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另一方面，减轻财政的压力，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对财政直接投资的项目，仍可以探讨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提高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效率，使积极财政政策落到实处，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优化结构，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财政与金融风险。（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