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胡健实习记者 张蕊每经编辑 陈星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影反映的“如何能够让患者用得起药？”这一现实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我不是药神》主人公原型陆勇表示：“患者其实只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能吃上药，二是买这种药自己要担负多少钱。这样一来，似乎患者与药企之间就对立起来了。”
仁会生物总经理左亚军说，以该公司上市的创新药为例，该药品从立项到上市花了20年的时间，这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规律，因为是慢性用药，是在国内做的临床研究，整个投资是12亿元。如果在全球上市，12亿美金也远远不够，这么大的前期投入是会反映在药价上的。
药物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系统性的过程，社会看到的是它的高价格，并没有看到前期的高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与药企之间的社会矛盾又给药物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泰诺麦博生物董事长廖化新认为：“企业要有商业动力，研发一种药首先是周期长，从研发到成药少说要十年，并且成药率很低，化药的成药率从研发到最后是3%-5%，生物药的成药率高一些，大概有10%。”
“近年来，世界医药创新回报率明显降低，2010年总回报率为10.1%，到2016年只有3.7%，去年是3.2%，投入产出比例失调。”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在大会上提到。
因此，“在药价方面如何做到平衡，是高价少售还是薄利多销，从国家监管部门来讲，需要综合各个方面，是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果。”廖化新称。
药企高投入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与患者要求降低药价的矛盾，对药物创新产生了不利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药物研发与临床终极目的之间的矛盾。
面对这些矛盾，上述药企人士表示无奈，但他们也都认为药物创新的终极目的是惠及患者，以患者为中心。“没有一个厂家的利益是和患者相对立的，没有一个厂家生产药物是为了让患者倾家荡产。只有药被越来越多的病人用到，前期的投入才有意义。”辉瑞核心医疗大中华区总裁苗天祥说。
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些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呢？陆勇认为，国家把更多的新药纳入医保，出面跟几大药企进行价格谈判，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另外，“应提高一些仿制药的水平，将仿制药纳入医保，这样可以降低仿制药的成本。”
药企方面，苗天祥以辉瑞为例，一方面，辉瑞一直在做患者援助项目，让1.5万名患者得到帮助；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家的肿瘤药品谈判、大病医保，尽量减轻患者负担。“今年，进口抗肿瘤药物关税降为零，我们也第一时间主动宣布调低抗肿瘤产品的价格。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想着解决药品可及性问题，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保障相应的企业利益。”
医联、企鹅医生创始人兼CEO王仕锐提到新特药营销费用高以及医生资源缺少的问题。他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快速传递信息降低营销成本，同时通过AI研发，在影像学、糖尿病、肝病、癌症等慢性病管理中帮助大量医生节省时间，给患者做更好的随访和帮助。除此之外，王仕锐还提到商业保险由于赔付资金多导致可选产品种类少的问题。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CEO刘挺军表示：“国际上商业保险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和药品服务两块，共同构成整个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系统，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起步。”
每经记者 胡健实习记者 张蕊每经编辑 陈星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影反映的“如何能够让患者用得起药？”这一现实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我不是药神》主人公原型陆勇表示：“患者其实只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能吃上药，二是买这种药自己要担负多少钱。这样一来，似乎患者与药企之间就对立起来了。”
仁会生物总经理左亚军说，以该公司上市的创新药为例，该药品从立项到上市花了20年的时间，这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规律，因为是慢性用药，是在国内做的临床研究，整个投资是12亿元。如果在全球上市，12亿美金也远远不够，这么大的前期投入是会反映在药价上的。
药物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系统性的过程，社会看到的是它的高价格，并没有看到前期的高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与药企之间的社会矛盾又给药物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泰诺麦博生物董事长廖化新认为：“企业要有商业动力，研发一种药首先是周期长，从研发到成药少说要十年，并且成药率很低，化药的成药率从研发到最后是3%-5%，生物药的成药率高一些，大概有10%。”
“近年来，世界医药创新回报率明显降低，2010年总回报率为10.1%，到2016年只有3.7%，去年是3.2%，投入产出比例失调。”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在大会上提到。
因此，“在药价方面如何做到平衡，是高价少售还是薄利多销，从国家监管部门来讲，需要综合各个方面，是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果。”廖化新称。
药企高投入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与患者要求降低药价的矛盾，对药物创新产生了不利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药物研发与临床终极目的之间的矛盾。
面对这些矛盾，上述药企人士表示无奈，但他们也都认为药物创新的终极目的是惠及患者，以患者为中心。“没有一个厂家的利益是和患者相对立的，没有一个厂家生产药物是为了让患者倾家荡产。只有药被越来越多的病人用到，前期的投入才有意义。”辉瑞核心医疗大中华区总裁苗天祥说。
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些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呢？陆勇认为，国家把更多的新药纳入医保，出面跟几大药企进行价格谈判，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另外，“应提高一些仿制药的水平，将仿制药纳入医保，这样可以降低仿制药的成本。”
药企方面，苗天祥以辉瑞为例，一方面，辉瑞一直在做患者援助项目，让1.5万名患者得到帮助；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家的肿瘤药品谈判、大病医保，尽量减轻患者负担。“今年，进口抗肿瘤药物关税降为零，我们也第一时间主动宣布调低抗肿瘤产品的价格。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想着解决药品可及性问题，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保障相应的企业利益。”
医联、企鹅医生创始人兼CEO王仕锐提到新特药营销费用高以及医生资源缺少的问题。他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快速传递信息降低营销成本，同时通过AI研发，在影像学、糖尿病、肝病、癌症等慢性病管理中帮助大量医生节省时间，给患者做更好的随访和帮助。除此之外，王仕锐还提到商业保险由于赔付资金多导致可选产品种类少的问题。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CEO刘挺军表示：“国际上商业保险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和药品服务两块，共同构成整个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系统，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