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凸显，也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围绕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
“地下钱庄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游离于国家金融体制和监管之外，从事放高利贷、买卖外汇、洗黑钱等非法业务，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不容小觑。”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晶莹说，地下钱庄交易数额巨大、隐蔽性强，构成国家金融风险隐患，而且为企业偷逃税费提供资金外逃通道，助长腐败贪污、走私贩毒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应该加大打击力度。
据统计，去年地下钱庄涉案金额数千亿元人民币，行政处罚超过2亿元。陈晶莹说，目前，地下钱庄案件的定性、入罪和量刑上存在着调查取证难、法律适用难，使得地下钱庄难以被定罪为洗钱罪，实际操作中大多用非法经营罪定罪，而这又带来了重罪轻判等问题，使得犯罪成本偏低。据了解，近十年里上海仅有2例地下钱庄案件以洗钱罪判处。而最近几年，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地下钱庄案件中，判处被告人第一量刑档次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比高达九成以上。
为此，陈晶莹代表建议修改《刑法》第191条，完善“洗钱罪”的认定标准和主观构成要件，并修改《刑法》第225条，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量刑标准作出司法解释。
运用专业力量遏制犯罪
“作为注册会计师，我们在审计中发现某些上市公司存在不诚信、故意规避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可能对金融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说，有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不按招股说明书上的用途使用，而是投资股票、理财产品；有的上市公司以业务转型为借口，大额投资收购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行业企业；有的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中签订对赌协议，约定了难以实现的高业绩承诺，通过高价收购形成了大额商誉，一旦达不到业绩承诺，大额商誉资产面临重估，则可能造成巨幅亏损；有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质押，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盲目从事境外投资。一旦股价跌破质押价格或投资失败，会产生连环反应，波及银行体系，从而导致金融安全风险。
朱建弟代表说，作为专业服务商，不仅会向上市公司管理层提出管理建议，还会想监管机构提出政策建议，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促进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同时，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要强化对金融大鳄的监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利。
监管理念需更前瞻精细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危机与发展相伴而生。监管政策的导向就是要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牢牢把握金融业平稳发展的主线。”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说，在当前强监管的氛围下，需要讨论更为科学更为精细的监管政策。
谢卫以互联网金融为例，他说，作为新经济业态的互联网金融这些年发展迅猛，其中也有不少是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但是金融管理部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高度注意并做出及时应对。“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监管者更需要对新的金融行为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觉，对苗头性，趋势性的金融新现象及早作出科学研判，早早筑牢监管大坝。”
谢卫委员说，监管政策需要保持定力，重要的监管政策必须从更长的视角来审视。“任何一个监管政策的出台既要着眼当下，也要兼顾长远，给被监管者一个明确的预期。”
他建议，要谨慎使用窗口指导。窗口指导是指监管部门不需要通过颁布法规和规章等文件，通过约谈或电话的方式实施监管。“频繁使用窗口指导更容易引发监管部门注重短期监管调节，忽视中长期的监管布局，使监管始终处于打补丁状态。”他还建议，要提升监管的技术手段，“加强对金融数据的分析和共享，提升科技监管的水平，从数据中找到监管方向。
持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对投资者的保护，是我们政府部门非常重视的问题，穿透式监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这是中国的特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姜洋说。据他介绍，穿透式监管，就是要求在交易所层面穿透到证券公司，从而看到证券公司背后的客户，这种制度能使交易所具备一个强大的监测网络，对有意操纵市场的人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
“中国的资本市场有自身特色，要让资本市场有所发展，要在学习、借鉴国际市场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与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市场制度。”姜洋委员表示，多年来，证监会一直在推进穿透式监管工作，主要是“一户一码”和开户实名制，这些都是穿透式监管的基础。而从运行效果看来，穿透式监管能够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这一经验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好评。
全国政协委员、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解冬说，信托登记是保障财产独立进而维护信托目的的有效手段，也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之一。但是，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中尚无信托登记操作制度的规定，我国的信托登记面临着“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窘境。她说，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在沪设立是信托登记制度前进的一大步，希望进一步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推动信托业健康稳定发展。
解冬委员还建议，国内主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都以“公司”形式存在，应该尽快明确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法定地位，通过法律或司法实践赋予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业务规则法律权威性。
摘要：围绕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凸显，也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围绕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
“地下钱庄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游离于国家金融体制和监管之外，从事放高利贷、买卖外汇、洗黑钱等非法业务，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不容小觑。”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晶莹说，地下钱庄交易数额巨大、隐蔽性强，构成国家金融风险隐患，而且为企业偷逃税费提供资金外逃通道，助长腐败贪污、走私贩毒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应该加大打击力度。
据统计，去年地下钱庄涉案金额数千亿元人民币，行政处罚超过2亿元。陈晶莹说，目前，地下钱庄案件的定性、入罪和量刑上存在着调查取证难、法律适用难，使得地下钱庄难以被定罪为洗钱罪，实际操作中大多用非法经营罪定罪，而这又带来了重罪轻判等问题，使得犯罪成本偏低。据了解，近十年里上海仅有2例地下钱庄案件以洗钱罪判处。而最近几年，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地下钱庄案件中，判处被告人第一量刑档次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比高达九成以上。
为此，陈晶莹代表建议修改《刑法》第191条，完善“洗钱罪”的认定标准和主观构成要件，并修改《刑法》第225条，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量刑标准作出司法解释。
运用专业力量遏制犯罪
“作为注册会计师，我们在审计中发现某些上市公司存在不诚信、故意规避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可能对金融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说，有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不按招股说明书上的用途使用，而是投资股票、理财产品；有的上市公司以业务转型为借口，大额投资收购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行业企业；有的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中签订对赌协议，约定了难以实现的高业绩承诺，通过高价收购形成了大额商誉，一旦达不到业绩承诺，大额商誉资产面临重估，则可能造成巨幅亏损；有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质押，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盲目从事境外投资。一旦股价跌破质押价格或投资失败，会产生连环反应，波及银行体系，从而导致金融安全风险。
朱建弟代表说，作为专业服务商，不仅会向上市公司管理层提出管理建议，还会想监管机构提出政策建议，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促进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同时，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要强化对金融大鳄的监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利。
监管理念需更前瞻精细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危机与发展相伴而生。监管政策的导向就是要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牢牢把握金融业平稳发展的主线。”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说，在当前强监管的氛围下，需要讨论更为科学更为精细的监管政策。
谢卫以互联网金融为例，他说，作为新经济业态的互联网金融这些年发展迅猛，其中也有不少是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但是金融管理部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高度注意并做出及时应对。“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监管者更需要对新的金融行为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觉，对苗头性，趋势性的金融新现象及早作出科学研判，早早筑牢监管大坝。”
谢卫委员说，监管政策需要保持定力，重要的监管政策必须从更长的视角来审视。“任何一个监管政策的出台既要着眼当下，也要兼顾长远，给被监管者一个明确的预期。”
他建议，要谨慎使用窗口指导。窗口指导是指监管部门不需要通过颁布法规和规章等文件，通过约谈或电话的方式实施监管。“频繁使用窗口指导更容易引发监管部门注重短期监管调节，忽视中长期的监管布局，使监管始终处于打补丁状态。”他还建议，要提升监管的技术手段，“加强对金融数据的分析和共享，提升科技监管的水平，从数据中找到监管方向。
持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对投资者的保护，是我们政府部门非常重视的问题，穿透式监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这是中国的特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姜洋说。据他介绍，穿透式监管，就是要求在交易所层面穿透到证券公司，从而看到证券公司背后的客户，这种制度能使交易所具备一个强大的监测网络，对有意操纵市场的人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
“中国的资本市场有自身特色，要让资本市场有所发展，要在学习、借鉴国际市场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与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市场制度。”姜洋委员表示，多年来，证监会一直在推进穿透式监管工作，主要是“一户一码”和开户实名制，这些都是穿透式监管的基础。而从运行效果看来，穿透式监管能够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这一经验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好评。
全国政协委员、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解冬说，信托登记是保障财产独立进而维护信托目的的有效手段，也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之一。但是，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中尚无信托登记操作制度的规定，我国的信托登记面临着“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窘境。她说，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在沪设立是信托登记制度前进的一大步，希望进一步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推动信托业健康稳定发展。
解冬委员还建议，国内主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都以“公司”形式存在，应该尽快明确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法定地位，通过法律或司法实践赋予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业务规则法律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