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应琦泓：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开拓者
应琦泓 香港天天向上投资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
一个星期前，一家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应琦泓，可能会放弃与他合作的一个投资项目。第一时间，应琦泓想到了在宁夏一户农家吃的一餐饭。
为了这个项目，他与团队去宁夏走访调研。在那户农家，独自养育两个孩子的女主人宰了一只家里的小羊，为他们准备了一顿和家徒四壁的环境完全不相称的丰盛午餐。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孩子，我想到他们的幸福，悲伤，爱和恐惧。他们确实很穷，但他们生活得有尊严，不投会影响到他们。”应琦泓说，“这顿午餐不能白吃。他们给了我信心，为他们打工让我很自豪。”
7年前，应琦泓在香港成立天天向上基金，专注于做社会影响力投资。去年，天天向上基金向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股份投资、贷款融资将近1亿美金，是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企业领域最大的投资，引起业界瞩目。
中和农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国内最大的专注于农村金融服务的社会企业，其目标是通过小额信贷帮助中国农村低收入家庭改善生活、提高自身能力，协助社区发展及脱贫致富。8年前，红杉资本投资这家标杆社会企业，被其掌门人沈南鹏称作11年投资生涯里最感自豪的项目之一。
事实上，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投资仍处于摸索阶段。天天向上基金对一家机构1亿美金的融资投资，从全球来看亦属大手笔。
从履历上看，应琦泓属于典型的精英阶层。多年受硅谷文化熏染的他，所用手机仍是一年多以前更换的iPhone SE，虽然他不得不忍受在那个狭小的屏幕上打字的不便。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头一天晚上，他在北京保利剧院听了一场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出的音乐会，他是这家乐团的董事。他喜欢音乐，也喜欢观察乐队“是怎么来合作的”，他从中看到了关于管理、关于领导力的启示。
在应琦泓的理解里，慈善的英文单词“philanthropy”的词根来源于希腊语中的“爱”一词，即超越自己，去爱别人。他认为，慈善归根结底跟爱最为相关，而跟钱的关系反而相对较小。“从捐赠百分比来说，一般人给予的要比富人付出的高。慈善不是在帮别人，而是在帮自己意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他曾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分别做过技术和管理，在国际性的公益机构做过公益，没有过于宏大的预设和规划，却一步步为自己长久以来的困惑和愿景—如何真正地帮助到贫困人口—找到了解决方案。“回过头来看，(一路走来)还是有逻辑和定数在里面。”
“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最著名的《国富论》，堪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更自豪的是自己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应琦泓称社会影响力投资为一项合情合理的事业，因为合情合理，他对其未来充满信心。
2016年12月17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战略发展与咨询委员会于香港成立，应琦泓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图为在成立仪式上，老牛基金会、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左)为应琦泓颁发聘书。
发现“无限潜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复兴路上的三角花园里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青年人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门口排起了长队，怀着不同的梦想，申请办理赴美签证。应琦泓也是其中一位。
1981年，应琦泓进入纽约大学读书。读完电气工程学专业的学士及硕士学位后，他作为一名科研工程师进入IBM研发实验中心工作。
在IBM，随着职位的升迁与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应琦泓发现，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做出一款完美的应用(apps)，而是将人们认为不相关的问题连结起来、推出解决方案。技术，是解决方案的工具之一。
在应琦泓看来，乔布斯这个创意天才就完美融合了科学与艺术这两种境界，苹果的iPhone、iPad、iPod等产品，并不只是几款好用的科技产品而已，除了艺术品般的设计，同时还包含着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洞察。无论一款科技产品能流行多久，落伍总会在尽头等候，惟一能留存的是带有禅意的美学观，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眺望。
因科研工作表现优秀，应琦泓很快晋升管理层，并回到母校纽约大学深造。
在读MBA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管理咨询比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有挑战和发展空间。时近1997年，手握香港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邀请，应琦泓还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留在美国生活，还是回到亚太地区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制造加工业中心转移到亚洲后，亚洲经济实现腾飞，出现了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和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四小虎”，亚洲一跃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热土。
相形之下，在发达国家，许多行业已经相对稳定，大多将重心放在守成而非拓展上面。“同样是麦肯锡，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项目更关注怎么能够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益，但是在亚太地区，更多的项目以各个方向的进一步拓展为主。”
正值香港回归之际，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让应琦泓也热血沸腾。从自身的兴趣与偏好出发，他希望今后可以应对更多的挑战与创新，同时他也相信自己在美国的科研与管理经验会对今后的发展带来借鉴，于是他回到了中国。
2005年，应琦泓加入微软。这一年，微软中国拿到了微软全球的销售大奖，首度被总部评为“全球最佳子公司”。在比尔·盖茨访问中国后第二天，微软宣布成立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部，开展“潜力无限”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新的产品和项目，帮助全球当时大约10 亿尚未享受到科技便利的人们缩小数字鸿沟，获得发展机会。应琦泓受邀担任这个新部门的总经理。
本以为只是另一份需要科研与管理经验兼具的工作，但这一经历为应琦泓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我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超越我过去的经验。”
微软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部的目标是研发出一种面向贫困人群市场的电脑，以100美元左右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大致相当于当时一般电脑售价的十五分之一。带着这一目标和愿景，应琦泓去到印度、中国与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考察调研。
发达国家常年盛行一种精英视角的观点—贫穷主要是懒惰的天性造成的，而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应琦泓发现，身处贫困境遇的人们本身与生活在纽约、伦敦、巴黎这些世界大都市的幸运儿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贫困人口也有相似的智慧、欲望、追求，缺的只是投资和机遇去利用和实现他们自身的潜能。
应琦泓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学了那么多的编程技能、芯片设计，做了多年管理工作，但如果不能帮助到仍然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任他们的潜能白白浪费，多年来的所学所做还有多少意义?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那些贫穷的地方能够得到慈善捐款，但由于当地缺乏产业发展，那些资金绝大多数成为消费，最终还是会流回城市。慈善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有效的解决贫困的办法?
“真正要改变，就需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完全靠捐赠可能只是(带来)短期的暂时的(改变)。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投资。”应琦泓得出结论，“投资是解决贫困的工具之一。”
“潜力无限”计划的愿景是美好的，但也是超前的。“100美元电脑”并非慈善事业，而是要求利润的商业产品，在微软这样的巨型公司内，资源分配往往直接取决于利润贡献。作为“潜力无限”计划的发起人，盖茨在位时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部的资源配备尚且能得到保证，但2008年盖茨退出微软的全职日常运营，将80%时间投入慈善事业后，这个愿景过于长远的部门缺乏足够的利润和资源支撑，难以为继。
“值得一提的是100美元电脑使用的不是英特尔芯片，而是不出名、很小的英国芯片制造商ARM的产品。”2006年，应琦泓以每股7美元购入ARM股票，并在2014年以55美元卖出。
这一经历让应琦泓明白了两点：第一，社会影响和利润并不冲突;第二，要想更好地帮助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作为大公司中的一个小分子，以短期经济利润贡献去被动地争取资源，而是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去长期运营。
资本、技术与慈善的结合
“潜力无限”计划虽然挫败，应琦泓反而感觉收获满满。“在失败的时候，我学到的最多，成功的时候，反而(获得的)还有限。”
一方面，他意犹未尽，觉得类似“潜力无限”这样的项目具足意义，甚至超过他以往所有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开始琢磨，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才能完成未完成的愿景—给予贫困人口支持，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潜力。2008年，应琦泓离开传统商业领域，加入仁人家园，任大中华区总经理。
国际仁人家园是一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的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成立于1976年。该组织的机制是，与当地机构合作，互助购房者与志愿者共同劳动建造房屋，通过购房者偿还无息贷款、外界捐赠及各种筹款活动，形成资金循环池，用于继续建造房屋、改善房屋及支持机构发展。198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其夫人带领一队工作小组为纽约市一幢六层高的大厦进行维修工作，十九户家庭得以住进廉价而舒适的居所，仁人家园自此知名度大增。
让应琦泓深有感触的是，仁人家园如果仅仅依靠捐赠，也许只能建几十座房子，但通过机制设计与资本引进，就可能建成几千几万间房子，“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通过资本介入，跟慈善结合，能够在规模上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改进。”
进入非营利领域后，理工科出身的应琦泓发现，“技术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面，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比如传统模式下的贷款需要抵押和风控系统，这些系统成本都很高，在农村收效也不见得好，而现代科技比如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地节省传统贷款的成本，让农民可以从单纯的捐赠受益者变成一个机构客户，有投入有产出，发挥生产力，才会可持续。
以技术为基础，资本为持续推动力，产生经济收益与社会影响的双重价值，应琦泓希望能够有一个专门的平台，做资本、技术与慈善的结合，辐射更多领域，帮助更多人，而不仅限于房屋领域。
2010年，应琦泓创办了天天向上投资基金和天天向上慈善基金会，以建造包容性社会这一基本承诺为向导，致力于将资本投入到为全世界最关切的社会或环保难题寻找创新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我们追求的是投资这些企业，通常是引领企业，使它在产生利润的同时，又有正面的社会影响。”
天天向上基金的投资标准有三个，最重要的一点，是该公司的使命与追求一定要对社会有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公司追求的社会价值应该与企业盈利是同步的，而非实现盈利后才从利润中分配出一部分专门去做公益。最后，这个公司要有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而不完全是依赖管理和运营来实现社会价值。
投资中和农信
普惠金融是天天向上基金最重要的切入点。天天向上成立后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一家专注登革热与疟疾等疾病预防问题的生物科技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应琦泓与一些专业的普惠金融机构建立了联系，并且发现，尽管广大东亚地区也有大量需要普惠金融支持的人群，但这些机构的业务主要覆盖的还是拉丁美洲等地区。
“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找最能够突破的点，”应琦泓解释，也许是受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等原因影响，“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块比较成熟的反而是小额贷款，有比较多的LP接受这个领域。”
2014年，红杉资本向应琦泓推荐了中和农信。中和农信的愿景是成为“山水间的百姓银行”，这让应琦泓想到了当年在微软未能成功挖掘的“无限潜力”，中和农信的模式与机制让他更加有信心与它长期合作下去。
在应琦泓看来，中和农信最根本的特点是解决了风控问题，“它有小组连带联保，联保的话那我需要知道你，然后你知道他，这样的话就降低了贷款风险。”在此基础上，中和农信亦有创新，“一个方面就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跟蚂蚁金服合作，可以大量降低成本。另外，因为红杉资本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介入，中和农信很早就吸收了比较先进的管理经验。”
应琦泓将中和农信的信贷员队伍比喻为一支军队，“在乡村里面，能够跟那些农民打成一片，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应琦泓(左)与中和农信董事长王行最(中)
第一次跟中和农信合作，天天向上选择了贷款投资，“贷了蛮多笔。”应琦泓说，“这跟传统的银行又不一样，我们做的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仅要算它(投资对象)的财务风险，也包括它的社会影响，所以通常来说，给出贷款的价格是更加合情合理的。”
2016年，天天向上将它成立以来的第一笔股权投资投给了中和农信。至此，天天向上对中和农信股份投资、贷款融资将近1亿美金。
于旁观者而言这几乎可算作一个冒险之举，但应琦泓很笃定。“之前我们通过投行咨询的模式，对它有了深入的了解，跟它做过好几笔贷款生意。贷款的要求要比股权投资严了很多，所以已经有过这么多次的筛选了。”
中和农信的投资方包括蚂蚁金服、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等机构，资金可谓充裕，为什么需要天天向上?应琦泓自认，天天向上有三个特殊价值。“中和农信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有经济价值的层面，还有社会价值的层面。怎么来衡量这个价值?需要专业知识。天天向上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对别的股东来说这是有意义的。第二点，每个机构有它的生态系统网络，天天向上的关系网络跟蚂蚁金服、红杉是不重叠的，我们的合作对象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我们有独特的价值在里面。还有一点，中和农信的解决方案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典型案例，辐射到国外，辐射到一带一路，天天向上在这一点上可以协助其走出中国。”
在应琦泓看来，中和农信潜力巨大。中和农信目前有40多万客户，“中国对它的需求要远远高过40万。”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有超过2.5亿人口没有正规的渠道获得金融服务，“这都是中和农信的市场，它现在只是冰山上的一个小角。”
在2017中和农信表彰大会上，应琦泓为在“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的道路上艰苦工作的中和农信信贷员颁奖。
最终的衡量标准
立足于普惠金融，天天向上基金现在也在教育、医疗与环保等领域发力。“这几个领域跟我们的使命以及投资要求比较吻合，既能引领社会发展又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应琦泓一直关注医疗领域的发展，“现在通过DNA基因测试，一个小时之内像肺结核、肝炎等等这些疾病，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测试。这意味着什么呢?过去要到医院去，现在NGO都可以做测试，所以我们也在看，把这个成本大大降低，普及率提高，这也是一个可观的市场，就是说可以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依靠慈善的捐赠来解决。”
现在，天天向上得到越来越多投资人的认可，“我们今后一年的投资量要超过过去七年里的总和，所以我对这个行业越来越有信心。”
虽然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不大，但是应琦泓不以为然。“你怎么定义社会影响力投资?高盛这些大的投资机构都说他们也在做社会影响力投资，跟他们比的话，从量的角度来说天天向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不大花太多时间(跟别人)说我是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在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影响。”
于应琦泓而言，现在很多LP可能是从慈善的角度，来投资天天向上基金，他希望今后投资者仅仅是因为“你不仅能够给我带来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也能够跟我的价值观吻合”这一理由而作出投资，“这才是成功的标志。你一直要解释什么是影响力投资的话，这证明你还没有成功，因为你还在说明你为什么不一样。”
今天年轻一代的选择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带给应琦泓很多信心。他认为，“千禧一代”(出生在1980年和2000年之间)消费者要求企业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们将成为最大的工资收入群体、大量财富的继承人和重要的变革力量，其投资和消费习惯对于投资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另外，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一带一路中可为跨越三大洲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价值。
“这项倡议雄心勃勃，具有复杂性。影响力投资者可以与诸如联合国、欧盟和多边发展银行等主要国际利益攸关方进行合作，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确保今后几十年的繁荣。”应琦泓说，“你解决了难题，你产生的价值就会体现得很高，比如说这么多人因为环保问题受到影响，如果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价值会有多大?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独特之处，对社会影响力发展来说会起到一个领导性作用。”
但以商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并非没有底线。应琦泓举了两个真实的例子。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监狱，为了减少政府开支，服刑人员如果付费，可以得到独立的房间;在美国贫民区，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鼓励其阅读，付给学生费用，学生每看一本书便可以得到五块钱。
“这里没有一个绝对正确和不正确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看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时候，不要仅仅去算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还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衡量标准—文化与道德。”
对应琦泓来说，做社会影响力投资与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过去事业中最大的动力可能是赚钱和自富，而现在是将赚钱和钱怎么赚放在平等的位置，“是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孩子给了我自信，我才说我能够办得到，我能够做得到，所以最终不是我改变他们，而是他们改变了我自己。”
原标题：应琦泓：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开拓者
应琦泓 香港天天向上投资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
一个星期前，一家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应琦泓，可能会放弃与他合作的一个投资项目。第一时间，应琦泓想到了在宁夏一户农家吃的一餐饭。
为了这个项目，他与团队去宁夏走访调研。在那户农家，独自养育两个孩子的女主人宰了一只家里的小羊，为他们准备了一顿和家徒四壁的环境完全不相称的丰盛午餐。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孩子，我想到他们的幸福，悲伤，爱和恐惧。他们确实很穷，但他们生活得有尊严，不投会影响到他们。”应琦泓说，“这顿午餐不能白吃。他们给了我信心，为他们打工让我很自豪。”
7年前，应琦泓在香港成立天天向上基金，专注于做社会影响力投资。去年，天天向上基金向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股份投资、贷款融资将近1亿美金，是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企业领域最大的投资，引起业界瞩目。
中和农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国内最大的专注于农村金融服务的社会企业，其目标是通过小额信贷帮助中国农村低收入家庭改善生活、提高自身能力，协助社区发展及脱贫致富。8年前，红杉资本投资这家标杆社会企业，被其掌门人沈南鹏称作11年投资生涯里最感自豪的项目之一。
事实上，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投资仍处于摸索阶段。天天向上基金对一家机构1亿美金的融资投资，从全球来看亦属大手笔。
从履历上看，应琦泓属于典型的精英阶层。多年受硅谷文化熏染的他，所用手机仍是一年多以前更换的iPhone SE，虽然他不得不忍受在那个狭小的屏幕上打字的不便。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头一天晚上，他在北京保利剧院听了一场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出的音乐会，他是这家乐团的董事。他喜欢音乐，也喜欢观察乐队“是怎么来合作的”，他从中看到了关于管理、关于领导力的启示。
在应琦泓的理解里，慈善的英文单词“philanthropy”的词根来源于希腊语中的“爱”一词，即超越自己，去爱别人。他认为，慈善归根结底跟爱最为相关，而跟钱的关系反而相对较小。“从捐赠百分比来说，一般人给予的要比富人付出的高。慈善不是在帮别人，而是在帮自己意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他曾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分别做过技术和管理，在国际性的公益机构做过公益，没有过于宏大的预设和规划，却一步步为自己长久以来的困惑和愿景—如何真正地帮助到贫困人口—找到了解决方案。“回过头来看，(一路走来)还是有逻辑和定数在里面。”
“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最著名的《国富论》，堪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更自豪的是自己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应琦泓称社会影响力投资为一项合情合理的事业，因为合情合理，他对其未来充满信心。
2016年12月17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战略发展与咨询委员会于香港成立，应琦泓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图为在成立仪式上，老牛基金会、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左)为应琦泓颁发聘书。
发现“无限潜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复兴路上的三角花园里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青年人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门口排起了长队，怀着不同的梦想，申请办理赴美签证。应琦泓也是其中一位。
1981年，应琦泓进入纽约大学读书。读完电气工程学专业的学士及硕士学位后，他作为一名科研工程师进入IBM研发实验中心工作。
在IBM，随着职位的升迁与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应琦泓发现，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做出一款完美的应用(apps)，而是将人们认为不相关的问题连结起来、推出解决方案。技术，是解决方案的工具之一。
在应琦泓看来，乔布斯这个创意天才就完美融合了科学与艺术这两种境界，苹果的iPhone、iPad、iPod等产品，并不只是几款好用的科技产品而已，除了艺术品般的设计，同时还包含着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洞察。无论一款科技产品能流行多久，落伍总会在尽头等候，惟一能留存的是带有禅意的美学观，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眺望。
因科研工作表现优秀，应琦泓很快晋升管理层，并回到母校纽约大学深造。
在读MBA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管理咨询比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有挑战和发展空间。时近1997年，手握香港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邀请，应琦泓还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留在美国生活，还是回到亚太地区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制造加工业中心转移到亚洲后，亚洲经济实现腾飞，出现了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和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四小虎”，亚洲一跃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热土。
相形之下，在发达国家，许多行业已经相对稳定，大多将重心放在守成而非拓展上面。“同样是麦肯锡，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项目更关注怎么能够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益，但是在亚太地区，更多的项目以各个方向的进一步拓展为主。”
正值香港回归之际，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让应琦泓也热血沸腾。从自身的兴趣与偏好出发，他希望今后可以应对更多的挑战与创新，同时他也相信自己在美国的科研与管理经验会对今后的发展带来借鉴，于是他回到了中国。
2005年，应琦泓加入微软。这一年，微软中国拿到了微软全球的销售大奖，首度被总部评为“全球最佳子公司”。在比尔·盖茨访问中国后第二天，微软宣布成立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部，开展“潜力无限”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新的产品和项目，帮助全球当时大约10 亿尚未享受到科技便利的人们缩小数字鸿沟，获得发展机会。应琦泓受邀担任这个新部门的总经理。
本以为只是另一份需要科研与管理经验兼具的工作，但这一经历为应琦泓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我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超越我过去的经验。”
微软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部的目标是研发出一种面向贫困人群市场的电脑，以100美元左右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大致相当于当时一般电脑售价的十五分之一。带着这一目标和愿景，应琦泓去到印度、中国与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考察调研。
发达国家常年盛行一种精英视角的观点—贫穷主要是懒惰的天性造成的，而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应琦泓发现，身处贫困境遇的人们本身与生活在纽约、伦敦、巴黎这些世界大都市的幸运儿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贫困人口也有相似的智慧、欲望、追求，缺的只是投资和机遇去利用和实现他们自身的潜能。
应琦泓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学了那么多的编程技能、芯片设计，做了多年管理工作，但如果不能帮助到仍然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任他们的潜能白白浪费，多年来的所学所做还有多少意义?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那些贫穷的地方能够得到慈善捐款，但由于当地缺乏产业发展，那些资金绝大多数成为消费，最终还是会流回城市。慈善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有效的解决贫困的办法?
“真正要改变，就需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完全靠捐赠可能只是(带来)短期的暂时的(改变)。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投资。”应琦泓得出结论，“投资是解决贫困的工具之一。”
“潜力无限”计划的愿景是美好的，但也是超前的。“100美元电脑”并非慈善事业，而是要求利润的商业产品，在微软这样的巨型公司内，资源分配往往直接取决于利润贡献。作为“潜力无限”计划的发起人，盖茨在位时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部的资源配备尚且能得到保证，但2008年盖茨退出微软的全职日常运营，将80%时间投入慈善事业后，这个愿景过于长远的部门缺乏足够的利润和资源支撑，难以为继。
“值得一提的是100美元电脑使用的不是英特尔芯片，而是不出名、很小的英国芯片制造商ARM的产品。”2006年，应琦泓以每股7美元购入ARM股票，并在2014年以55美元卖出。
这一经历让应琦泓明白了两点：第一，社会影响和利润并不冲突;第二，要想更好地帮助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作为大公司中的一个小分子，以短期经济利润贡献去被动地争取资源，而是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去长期运营。
资本、技术与慈善的结合
“潜力无限”计划虽然挫败，应琦泓反而感觉收获满满。“在失败的时候，我学到的最多，成功的时候，反而(获得的)还有限。”
一方面，他意犹未尽，觉得类似“潜力无限”这样的项目具足意义，甚至超过他以往所有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开始琢磨，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才能完成未完成的愿景—给予贫困人口支持，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潜力。2008年，应琦泓离开传统商业领域，加入仁人家园，任大中华区总经理。
国际仁人家园是一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的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成立于1976年。该组织的机制是，与当地机构合作，互助购房者与志愿者共同劳动建造房屋，通过购房者偿还无息贷款、外界捐赠及各种筹款活动，形成资金循环池，用于继续建造房屋、改善房屋及支持机构发展。198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其夫人带领一队工作小组为纽约市一幢六层高的大厦进行维修工作，十九户家庭得以住进廉价而舒适的居所，仁人家园自此知名度大增。
让应琦泓深有感触的是，仁人家园如果仅仅依靠捐赠，也许只能建几十座房子，但通过机制设计与资本引进，就可能建成几千几万间房子，“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通过资本介入，跟慈善结合，能够在规模上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改进。”
进入非营利领域后，理工科出身的应琦泓发现，“技术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面，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比如传统模式下的贷款需要抵押和风控系统，这些系统成本都很高，在农村收效也不见得好，而现代科技比如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地节省传统贷款的成本，让农民可以从单纯的捐赠受益者变成一个机构客户，有投入有产出，发挥生产力，才会可持续。
以技术为基础，资本为持续推动力，产生经济收益与社会影响的双重价值，应琦泓希望能够有一个专门的平台，做资本、技术与慈善的结合，辐射更多领域，帮助更多人，而不仅限于房屋领域。
2010年，应琦泓创办了天天向上投资基金和天天向上慈善基金会，以建造包容性社会这一基本承诺为向导，致力于将资本投入到为全世界最关切的社会或环保难题寻找创新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我们追求的是投资这些企业，通常是引领企业，使它在产生利润的同时，又有正面的社会影响。”
天天向上基金的投资标准有三个，最重要的一点，是该公司的使命与追求一定要对社会有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公司追求的社会价值应该与企业盈利是同步的，而非实现盈利后才从利润中分配出一部分专门去做公益。最后，这个公司要有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而不完全是依赖管理和运营来实现社会价值。
投资中和农信
普惠金融是天天向上基金最重要的切入点。天天向上成立后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一家专注登革热与疟疾等疾病预防问题的生物科技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应琦泓与一些专业的普惠金融机构建立了联系，并且发现，尽管广大东亚地区也有大量需要普惠金融支持的人群，但这些机构的业务主要覆盖的还是拉丁美洲等地区。
“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找最能够突破的点，”应琦泓解释，也许是受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等原因影响，“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块比较成熟的反而是小额贷款，有比较多的LP接受这个领域。”
2014年，红杉资本向应琦泓推荐了中和农信。中和农信的愿景是成为“山水间的百姓银行”，这让应琦泓想到了当年在微软未能成功挖掘的“无限潜力”，中和农信的模式与机制让他更加有信心与它长期合作下去。
在应琦泓看来，中和农信最根本的特点是解决了风控问题，“它有小组连带联保，联保的话那我需要知道你，然后你知道他，这样的话就降低了贷款风险。”在此基础上，中和农信亦有创新，“一个方面就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跟蚂蚁金服合作，可以大量降低成本。另外，因为红杉资本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介入，中和农信很早就吸收了比较先进的管理经验。”
应琦泓将中和农信的信贷员队伍比喻为一支军队，“在乡村里面，能够跟那些农民打成一片，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应琦泓(左)与中和农信董事长王行最(中)
第一次跟中和农信合作，天天向上选择了贷款投资，“贷了蛮多笔。”应琦泓说，“这跟传统的银行又不一样，我们做的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仅要算它(投资对象)的财务风险，也包括它的社会影响，所以通常来说，给出贷款的价格是更加合情合理的。”
2016年，天天向上将它成立以来的第一笔股权投资投给了中和农信。至此，天天向上对中和农信股份投资、贷款融资将近1亿美金。
于旁观者而言这几乎可算作一个冒险之举，但应琦泓很笃定。“之前我们通过投行咨询的模式，对它有了深入的了解，跟它做过好几笔贷款生意。贷款的要求要比股权投资严了很多，所以已经有过这么多次的筛选了。”
中和农信的投资方包括蚂蚁金服、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等机构，资金可谓充裕，为什么需要天天向上?应琦泓自认，天天向上有三个特殊价值。“中和农信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有经济价值的层面，还有社会价值的层面。怎么来衡量这个价值?需要专业知识。天天向上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对别的股东来说这是有意义的。第二点，每个机构有它的生态系统网络，天天向上的关系网络跟蚂蚁金服、红杉是不重叠的，我们的合作对象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我们有独特的价值在里面。还有一点，中和农信的解决方案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典型案例，辐射到国外，辐射到一带一路，天天向上在这一点上可以协助其走出中国。”
在应琦泓看来，中和农信潜力巨大。中和农信目前有40多万客户，“中国对它的需求要远远高过40万。”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有超过2.5亿人口没有正规的渠道获得金融服务，“这都是中和农信的市场，它现在只是冰山上的一个小角。”
在2017中和农信表彰大会上，应琦泓为在“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的道路上艰苦工作的中和农信信贷员颁奖。
最终的衡量标准
立足于普惠金融，天天向上基金现在也在教育、医疗与环保等领域发力。“这几个领域跟我们的使命以及投资要求比较吻合，既能引领社会发展又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应琦泓一直关注医疗领域的发展，“现在通过DNA基因测试，一个小时之内像肺结核、肝炎等等这些疾病，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测试。这意味着什么呢?过去要到医院去，现在NGO都可以做测试，所以我们也在看，把这个成本大大降低，普及率提高，这也是一个可观的市场，就是说可以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依靠慈善的捐赠来解决。”
现在，天天向上得到越来越多投资人的认可，“我们今后一年的投资量要超过过去七年里的总和，所以我对这个行业越来越有信心。”
虽然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不大，但是应琦泓不以为然。“你怎么定义社会影响力投资?高盛这些大的投资机构都说他们也在做社会影响力投资，跟他们比的话，从量的角度来说天天向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不大花太多时间(跟别人)说我是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在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影响。”
于应琦泓而言，现在很多LP可能是从慈善的角度，来投资天天向上基金，他希望今后投资者仅仅是因为“你不仅能够给我带来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也能够跟我的价值观吻合”这一理由而作出投资，“这才是成功的标志。你一直要解释什么是影响力投资的话，这证明你还没有成功，因为你还在说明你为什么不一样。”
今天年轻一代的选择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带给应琦泓很多信心。他认为，“千禧一代”(出生在1980年和2000年之间)消费者要求企业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们将成为最大的工资收入群体、大量财富的继承人和重要的变革力量，其投资和消费习惯对于投资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另外，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一带一路中可为跨越三大洲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价值。
“这项倡议雄心勃勃，具有复杂性。影响力投资者可以与诸如联合国、欧盟和多边发展银行等主要国际利益攸关方进行合作，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确保今后几十年的繁荣。”应琦泓说，“你解决了难题，你产生的价值就会体现得很高，比如说这么多人因为环保问题受到影响，如果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价值会有多大?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独特之处，对社会影响力发展来说会起到一个领导性作用。”
但以商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并非没有底线。应琦泓举了两个真实的例子。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监狱，为了减少政府开支，服刑人员如果付费，可以得到独立的房间;在美国贫民区，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鼓励其阅读，付给学生费用，学生每看一本书便可以得到五块钱。
“这里没有一个绝对正确和不正确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看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时候，不要仅仅去算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还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衡量标准—文化与道德。”
对应琦泓来说，做社会影响力投资与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过去事业中最大的动力可能是赚钱和自富，而现在是将赚钱和钱怎么赚放在平等的位置，“是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孩子给了我自信，我才说我能够办得到，我能够做得到，所以最终不是我改变他们，而是他们改变了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