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有位国家级大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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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有位国家级大师(3)

精诚

前有“智斗”、后有“突围”,猛不丁还“呛”了下“洋行”。地铁发展引来国外同行,“大医精诚”贵在守土有责

一辆黄色工程抢险车停靠在通号分公司检修一项目部的小楼前,工人们从车上搬下7台报修的电视显示屏。在“前台”登记时,每台显示屏都被贴上指甲盖大小的二维码,扫码枪扫过,这台显示屏就完成了“住院”手续,之后它在哪个“科室”、哪位“大夫”手中,“诊治”到了什么阶段,都可以从电脑系统查出,一目了然。而且,“病案”就此存档。

这套检修管理系统,就是大师杨才胜带领他的“新晋”徒弟李鑫,一起研发出来的。李鑫说:“之前,咱们项目部收活都是手写、填单、一式三联,传统的老办法跟不上大数据的信息时代了,师傅带着我开发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检修管理软件”。据说,仅这二维码所用的标签纸,师徒俩就试用了三十多个版本:“这二维码就相当于设备的身份证,咱们的视听设备有的就在露天站台上,所以这二维码标签纸要粘性好、耐用,维修时还要耐住烙铁的高温,不易模糊。”目前,李鑫正跟随师傅开发“二代软件”。

二楼的“通信检修部”里琳琅满目:显示屏、摄像头、LED时钟显示器……您在地铁站台常见的各种通信物件,在这里被“大卸八块”,实施手术治疗。而主治大夫则是一水儿的年轻人,墙上一幅“三检制流程图”标明:实名制检修——自检——质检员专检——检修部主任抽检——合格。

据说北京地铁公司目前运营的15条线路,仅显示屏就达二万台:灼屏、闪屏、雪花,连同摄像镜头老化、广播喇叭丝丝啦啦等等,都会被送到这里“住院治疗”,所以“一天到晚闲不住”。

“这是因为,地铁的电源设备目前进入故障高发期”——检修一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靳爱芸介绍说:“这些年北京地铁发展太快了,线路运载压力巨大,我们通号负责的视频、音频、数字三大系统的设备维修量也大幅度增加。”

“比如10号线,是德国一家公司的通信技术,挺先进的。可为什么10号线总出故障呢?一是它线路长,现在更是大环线;其次它对使用环境有要求,第三是动作频次高导致设备疲劳、老化,而10号线日载客量又是所有线路中最高的。”靳书记说,她的同学、朋友有时也会“抱怨”:瞧你们地铁,一出事儿就耽误我们上班。其实,故障发生时现场维修人员经常快跑到故障点,有人还因此摔伤过。这些,希望大家理解。

互联网上,地铁族推选“最体弱多病线路”,不同的版本居然都是10号线当选。

“10号线开通时,就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杨师傅说10号线引进德国的信号系统,车体却是国产的,所以小毛病不断。可2010年年初这次,却是重症,项目部请他协助“出诊”,他说“这中间还有一乐子!”

这天是1月8日,而德国方面的技术工程师马丁先生则在假期中。10号线的巴沟站、太阳宫站、劲松站等多处发生通信设备“死机”故障,杨师傅和徒弟带上装备赴现场采集数据,回到研发室进行监测试验和排查分析,发现引发设备死机故障的原因是动力供电系统的“漏电报警”异常,而“漏电报警”故障应该有厂家提供的故障代码,据此发现厂家应该交给中方的故障代码严重短缺,“打了埋伏”。

假期结束,德国人马丁和商务代表与通号分公司进行了一次交流,杨师傅也参与其中。杨师傅告诉他们:我在现场采集了一组数据。德国人很惊讶:你怎样采集的?杨告:我用数据采集分析仪呀!德国人说:我用的也是这种仪器。

杨师傅说,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故障代码不止4个,还有故障代码没有交给我们。那位商务代表本想遮掩,而马丁见事已至此,承认的确另有故障代码。经协商,对方最后交出6个,总数达到10个,为之后的设备维修提供了极大便利。

——当初10号线花大价钱买下德国公司的信号系统时,才拿到4个故障代码,而两年后通过查找故障原因“倒逼”德国人拿出了6个故障代码。这样“常见故障代码”就拿在手里了,杨师傅觉得“这是一乐子”,有一种成就感。

后来,有人称此事为“智斗”。

他没有想到,三年后,同样因为10号线的运营,他同德国公司的电子技术之间又有一场“苦斗”,“差一点把命搭上”。

如果说,网友们口中的“10号线体弱多病”有戏谑的成分,那么在2013年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10号线运营中的困窘,真的是“急火攻心”。据说,某负责人去地铁集团开会,竟被给“骂”了出去:10号线都扣车了,还来开什么会呀?回去解决问题去!

——扣车,即停运,意味着列车达不到“上线”要求,这在地铁运营中,是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这是因德国“板卡”惹的祸。

2013年,德国公司以发函的形式告知通号分公司:因期限已到,不再维修10号线车载CPU板卡。

这个CPU板卡,不过巴掌大小,全称英译为:中央处理器,是列车行驶的中控系统。据说,它属于德国公司CBTC通号技术的一代产品,到2013年时生产线“停摆”,如果有需求,可以购买其升级版的二代产品。

此后,相继有几十块车载CPU板卡“故障报修”,相继造成多起列车停驶事件。通号分公司先后委托5家专业板卡维修公司进行维修,但效果均不理想。

就是在这种巨大压力的背景下,杨才胜同志接受任务:带领研发室成员“技术攻关”。

从此,他每天给这个巴掌大的板卡“相面”。出于技术保密,德国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摆在他面前的板卡,有如一本天书。

他带领攻关团队用最“笨”的办法起步:按板卡上芯片、元件的标准型号“反推”、查找其应用性能、原理,再找类似的设备资料进行参考,就这样,“盲人摸象”般拼凑出车载CPU板卡的类似系统框图,最终发现:这板卡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台高精度、全功能计算机。

初战告捷,而这个模拟、演绎进而破译CPU板卡设计原理的过程,用时四个月。

接下来,故障点的排查过程相对顺利些,杨师傅凭借多年经验,再根据板卡启动过程中元器件的运行状态及故障表象,很快就判断出了故障点:板卡上一个拇指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但是,为了拆开这个芯片的“胶封”,他真的用了“洪荒之力”。

“这个板卡是德国生产的,生产标准达到军工级,精密度高达0.1毫米,而且生产工艺也和咱们国产板卡不同,特别是芯片外面的一层防尘、防潮胶,密封性能极好,试用过很多溶剂都打不开。”

汽油、酒精、稀释剂……之后又买来具有辛辣气味的丙酮,徒弟佟薇考虑到丙酮的毒性,特意买来“猪鼻子”防护口罩。那天下班后,他说“趁清静”,戴着“猪鼻子”坐在显微镜前,尝试用丙酮和涂料这两种有毒制剂“脱胶”,由于过于专注竟忘记了时间,待转过神来突然就觉得头晕、腿软、恶心,佟薇说他的眼角膜通红,这才停下来休息。之后足足缓了3天,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

“苦心人,天不负”,“胶封”终于“解封”。

原来,这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其实就是一个同样大小的钢网,上面矩阵式排列着420个锡球,一个锡球只有芝麻的三分之一大,但是420个锡球却组成一个集成电路的电阻群,成为列车中控的核心部分。

可能是使用过程中车载环境譬如温度骤变所致,这些“芝麻仔”锡球有不同程度的虚接、脱离,杨师傅和团队的任务,就是重新更换、焊接这些锡球,使芯片起死回生。

由于精密度极高,焊接锡球要在显微镜下进行,锡球只有芝麻的三分之一大,操作时必须全神贯注甚至不能大喘气。杨师傅说,我得“救活”台面上的显微镜,半坐半站,找到一个合适的操作姿势后就不能随便动了,手的动作幅度还必须轻巧。这样“较劲儿”地一天干下来,肩膀、脖子都是僵硬的,他说“比抡大锤都累!”

操作过程中,需要细而尖的探针,钓鱼迷杨才胜便将最小号的鱼钩掰直,用502胶将其固定在细毛刷把柄上,成为“土造”的探针;他还将茶叶盒的铁皮剪成不同形状,用做芯片与其它元件之间的“围挡”,以降低焊接烙铁的高温对其它元器件的影响。

2013年6月15日晚上,杨才胜团队带着第一块自主维修的车载CPU板卡赶赴10号线“大本营”万柳车辆段,进行上线实验。中途接到女儿的短信祝福:“爸,父亲节快乐!”在这个本该与妻女欢聚的日子,他忙碌到次日凌晨3点多……

临近中午,他接到车载维修部主任郭亚泽的电话:CPU板卡上线运行正常,攻关成功!

之后,杨才胜及研发室的成员们陆续维修车载CPU板卡30余块,“上线”运行正常、稳定,为公司节省维修费100多万元,10号线“扣车”事件就此作结。

攻克“巴掌大的板卡”、“指甲盖大的芯片”,硬是从德国公司的技术封锁中杀出一条血路,有人将此事命名为“突围”。

杨师傅说:“用我们的技术手段,为公司排忧解难,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乐儿。”

他是个热心人,乐于助人。研发室里,有年轻人到访来找他的徒弟,徒弟偏偏不在。他拿起手机“我存着他号码呢,我给你叫他”。

所以那一次,当通号分公司的副经理同样为板卡请他“帮忙”的时候,估计事前已经拿准他不会拒绝。

这又是一起“涉外”的“洋活儿”—— “小姑娘”时的靳书记和她的伙伴笑称“老杨头”土,其实“老杨头”对此亦有正解:我人土,活儿不土!我干的都是洋活儿呀!

的确,1号线用英国产品、2号线用法国产品、10号线用德国产品、15号线用日本产品……这些洋品牌,“老杨头”都“修理”过它们。

此番通号副经理求助“修理”的设备,大家不陌生,乘客在地铁站都见过:自动售票系统(AFC),德国产品。

这位副经理也是“老地铁”:“杨子,咱们这儿烧了一堆板卡,能不能想办法修一下?不然买一块新卡折合人民币8000元,咱被人家'挟制'着呢!”

——“挟制”是老北京土语,如果用新北京语言更简约,就一个字:绑。

“杨子”回话:“我尽力吧!可是话说头里,弄成了你别表扬我,弄不成你也别埋怨我!”——典型的老北京做派:客情儿,又不洒汤漏水。

接下来的“桥段”大概可知:“杨子”一如既往地起早贪黑,破解、读取板卡的软件编程,兜兜转转识别出一个三级管温控器其实是伪装的“加密狗”,大功告成时算了算经济帐:修理一块板卡只需人民币200元。

一百多块原本计划报废的板卡起死回生。

后来好像真的没有“遭到”什么表扬,不过,此番“呛”了“洋活儿”后,那家公司驻京代表的脸色,他看到了。

……

曾经的 “三院”院士、有“当代毕升”美誉的杰出科学家王选教授,早在20年前的1997年,就写下这些文字:

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不得不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以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人们常称之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他认为 “如果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慢慢不再依赖外国技术,结果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把狼赶走的局面”。他提醒合资企业,要特别警惕“被狼吃掉”。

当然我并不赞成都把狼赶走,因为国际合作中应该双方得利,共同发展。但是,被狼吃掉,总是可惜的。

因此,这位当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呼吁:“加大对大企业技术中心的支持力度”。

——平凡如你我,如果站在王选教授的肩膀上,阅读杨才胜的故事,会不会另有一番滋味?他和他团队的价值,会被重新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