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5月24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中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评级下调
此次穆迪宣布将中国的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穆迪发布的新闻稿称，在此次调降评级中所反映的预期是，随着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财政状况未来几年将会有所削弱，经济层面的债务水平将继续上升。受此影响，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走低，亚洲股市短时间内也出现小幅下挫。
上述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回应中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好于预期，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而随着“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协同发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而针对穆迪做出的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中国政府或有债务的预判，上述负责人回应称，关于或有债务问题，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此外，我国法律同样明确，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不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举借的债务依法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综合上述法律规定，穆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该负责人表示。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国际评级机构第一次对我国经济运行前景做出评级下调。去年中旬，穆迪与另一家评级机构标普就因可能恶化的中国企业杠杆率，相继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从“稳定”转为“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发出了严厉警告，敦促中国采取力度更大的举措限制信贷增长，并让国有企业服从市场规律的约束。
反驳有据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显然依据不足，一系列论点与中国经济真实运行状况存在不小的差距”，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直言，例如负债方面，去年我国政府部门负债率在46%左右，依然低于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全球大多数国家，并不会对政府对外信誉带来影响，而中国的负债结构也尚属健康，内债占了较大比重，外债极少。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表示，穆迪做出下调中国评级的决定，是基于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确实对我国真实情况了解不深，财政部根据实际国情做出的反驳是有依据的，“我国债务情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总体可控，但存在局部风险’，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大、回旋余地大，且总债务水平不高，经济尚处于相对较快的增长中，政府资产状况也优于其他国家，未来防控风险的手段是较为充足的”。
而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此番调整中国信用评级释放出的信号需要重视，但是债务水平并不能代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状况，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旧是向好的。
未雨绸缪
在业内看来，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无论是债务风险防控还是经济运行稳增长，相关部门都应未雨绸缪。
以地方债为例，冯俏彬直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地方债管控都有加重管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我国将地方债纳入规范管理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在制度成型过程中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期间债务风险还会不断积累，需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
“其实目前地方债管控已经陷入了两难的状况，地方政府需要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上马大型项目，但是往往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冯俏彬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主要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借助PPP模式，但民资积极性不高、国资投资效率不高是最大障碍；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发债，但中央财政严格限制的额度又远远不够填补空缺，“如何在严控地方债上限的同时满足地方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到底是走行政控制还是市场控制路线，都是值得反复推敲的问题”。
而在经济整体调控方面，解决“脱实向虚”倾向是当务之急。有分析指出，今后相关部门必须趋利避害，用“有形之手”的能动性修补“无形之手”的盲目性，消除金融领域的“暴利”、“空转”现象，把金融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及时引导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否则，实体经济就会严重萎缩，金融也会最终失去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
例如，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可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快速扩张，常被视为稳增长“神器”，特别是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过程中，推进城镇化离不开房地产的先导和带动作用。上述分析特别指出，前段时间，房地产市场过度炒作，明显偏离了它的本位属性，给其他实体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为此，必须及时有效地堵住房地产业“脱实向虚”的漏洞，力促房地产回归本位，绝不能靠加杠杆给楼市“去库存”。
“不如就把穆迪此次评级调整作为一个实体经济的警示信号，作为促进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逆向推动力。”冯俏彬表示。
针对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5月24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中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评级下调
此次穆迪宣布将中国的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穆迪发布的新闻稿称，在此次调降评级中所反映的预期是，随着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财政状况未来几年将会有所削弱，经济层面的债务水平将继续上升。受此影响，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走低，亚洲股市短时间内也出现小幅下挫。
上述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回应中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好于预期，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而随着“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协同发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而针对穆迪做出的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中国政府或有债务的预判，上述负责人回应称，关于或有债务问题，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此外，我国法律同样明确，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不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举借的债务依法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综合上述法律规定，穆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该负责人表示。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国际评级机构第一次对我国经济运行前景做出评级下调。去年中旬，穆迪与另一家评级机构标普就因可能恶化的中国企业杠杆率，相继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从“稳定”转为“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发出了严厉警告，敦促中国采取力度更大的举措限制信贷增长，并让国有企业服从市场规律的约束。
反驳有据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显然依据不足，一系列论点与中国经济真实运行状况存在不小的差距”，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直言，例如负债方面，去年我国政府部门负债率在46%左右，依然低于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全球大多数国家，并不会对政府对外信誉带来影响，而中国的负债结构也尚属健康，内债占了较大比重，外债极少。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表示，穆迪做出下调中国评级的决定，是基于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确实对我国真实情况了解不深，财政部根据实际国情做出的反驳是有依据的，“我国债务情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总体可控，但存在局部风险’，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大、回旋余地大，且总债务水平不高，经济尚处于相对较快的增长中，政府资产状况也优于其他国家，未来防控风险的手段是较为充足的”。
而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此番调整中国信用评级释放出的信号需要重视，但是债务水平并不能代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状况，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旧是向好的。
未雨绸缪
在业内看来，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无论是债务风险防控还是经济运行稳增长，相关部门都应未雨绸缪。
以地方债为例，冯俏彬直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地方债管控都有加重管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我国将地方债纳入规范管理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在制度成型过程中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期间债务风险还会不断积累，需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
“其实目前地方债管控已经陷入了两难的状况，地方政府需要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上马大型项目，但是往往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冯俏彬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主要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借助PPP模式，但民资积极性不高、国资投资效率不高是最大障碍；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发债，但中央财政严格限制的额度又远远不够填补空缺，“如何在严控地方债上限的同时满足地方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到底是走行政控制还是市场控制路线，都是值得反复推敲的问题”。
而在经济整体调控方面，解决“脱实向虚”倾向是当务之急。有分析指出，今后相关部门必须趋利避害，用“有形之手”的能动性修补“无形之手”的盲目性，消除金融领域的“暴利”、“空转”现象，把金融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及时引导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否则，实体经济就会严重萎缩，金融也会最终失去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
例如，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可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快速扩张，常被视为稳增长“神器”，特别是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过程中，推进城镇化离不开房地产的先导和带动作用。上述分析特别指出，前段时间，房地产市场过度炒作，明显偏离了它的本位属性，给其他实体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为此，必须及时有效地堵住房地产业“脱实向虚”的漏洞，力促房地产回归本位，绝不能靠加杠杆给楼市“去库存”。
“不如就把穆迪此次评级调整作为一个实体经济的警示信号，作为促进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逆向推动力。”冯俏彬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