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2017全球化背景下分享经济的发展与实践高端对话沙龙”在北京举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全球分享经济泰斗级人物、《分享经济的爆发》一书作者阿鲁·萨丹拉彻，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分享经济及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分享经济平台本身不应该成为政府监管的对象，两者是天然的盟友，政府要找到好的管理，平台是政府寻求解决方案的伙伴。杨伟国教授分析了新业态下的新型劳动关系，以滴滴出行为例，他认为平台与司机应该是合作而非传统的劳动合同关系。周其仁教授则举了汽车出现时因为马车的反对被著名的“红旗法案”限速的例子，呼吁对网约车等新业态加大开放力度、审慎监管。
轻资产一代崛起 中国分享经济跨越式发展
2016年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已达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分享经济企业的融资规模继续保持大幅扩张，2016年分享经济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同比增长130%，其中交通出行融资额仍然保持第一，达到700亿元。
张新红认为，2016是分享经济元年，分享经济向各个领域快速渗透。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出现：共享单车、网络直播、知识付费。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则认为，分享经济是一场非常深远的变革影响，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中国分享经济的潜力尤其大。因为在中国消费主力还是一项比较新生的事物，可以说中国的消费阶层还比较年轻，就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可以是越过重资产消费（asset-heavy）的模型，直接跨越到个人不需要拥有太多的所有权，就可以轻易的实现按需服务的轻资产消费（asset-light）的模式——这是一个更加高效的分享经济的时代。
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2月17日，全球独角兽企业共有186家，其中中国公司达到42家（占总数的22.6%）具有典型分享经济属性的公司有15家，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35.7%。“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表现最活跃的领域大都带有分享经济的基因。
数据显示，滴滴出行在中国每天载客量是2000万人次。世界最大的酒店连锁集团万豪喜达屋集团旗下酒店有110万个房间。而Airbnb现在可以提供的房间数是万豪喜达屋的3倍。
据张新红预测，未来分享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40%，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将占GDP比重达10%以上，未来5-10年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分享经济平台型企业。
分享经济最有效监管：政府和平台相互合作模式
分享经济让社会的信用体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社会信用体系进入到以品牌为中心的阶段。有了数字技术的支撑，通过一个平台，通过一个APP，现在甚至可以去信任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就像我们信任自己的亲朋好友那样。这个信用是由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所提供，使得这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可靠。未来什么样的平台最容易获得成功？就是那些能够提供信用体系的平台，能够以可靠的又透明的方法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随着新的信用体系的诞生，接下来也要思考政府的监管制度相应的变革。世界上很多国家，规则的执行已经从政府转移到了平台身上。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政府所制定的规则不重要，相反，这使得政府制定的规则更加重要。因为跟20世纪企业形式相比，在新的世纪，企业多元化、多样化程度大大增加。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最有效的对平台进行监管的方式是一种政府和平台相互合作的模式，这种合作监管的方式效率会更高。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政府制定规则执行下放到拥有大量数据的平台身上。而且很多案例表明，这是可行的，甚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要把政府制定的执行规定权放到平台上，必须小心的、谨慎的去做，去开展。
周其仁认为，研究市场机会要针对用户痛点，光研究出租车政策这是不够的。其实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时代一再发生，比如“红旗法案”限速的例子。汽车刚发明的时候，美国还有几十万马车，汽车行驶这么快，马受惊，就会闯祸，就不能让汽车开这么快，要在汽车前面有一个人，人走多快汽车多快。既有传统保守力量，也有新技术跟传统技术并行的挑战。政府部门要把整个业务了然于胸，不是只了解和只做出租车，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分享经济良好的管制。
未来工作模式：职业的长尾
分享经济同时带来了未来工作模式的转变。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自由职业者已经达到5300万。在中国，2016年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预计到2020年，分享经济领域的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全职人员约2000万人，将有效对冲经济增速放缓、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挤压效应。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分享经济下，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会与传统雇佣模式并行发展。全新的工作模式是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模式。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同时双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有更大的流动性，跟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认为，各类经济模式会共生发展，并呈现出长尾的态势。人和组织的关系也将是一种长尾关系。人们倾向于以最主导的、最核心的职业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从事这样一些兼职，比如，我可以是一位教授，或许还能做一点木工、厨师。以净收益最高的职业为主导职业，也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要求。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职业”这种无聊的生活方式，而是开始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他们被称为“Slash青年”（概念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rciAlboher的书《OnePerson/multiplecareers》:ANewModelforWorklifeSuccess.）
杨伟国认为，人们工作时间上的配置也会发生重大变化。8个小时仍然可能现在这个社会30%、50%的人工作时间模式。8小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间不再是主流的工作时间配置模式，或许一小时会成为一个基本单位。
但是传统的社会契约怎么办？我们仍然要为劳动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在以往社会保障主要是雇主来提供的，到了平台经济，社会保障应该由谁来提供？
杨伟国认为，传统的雇佣劳工关系仍然是存在，仅仅是以工作的形式来人和组织的关系很正常，比如今天花20分钟给这个论坛作一个演讲，跟论坛组织者是什么关系，未来成为一个社会中间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模式，跟互联网协会签订一个合同一有雇佣关系，有集体劳动关系和合作关系，我一直理解滴滴平台上的司机和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并不代表司机的权利不需要保护，这是不同的概念。政府可以促进人力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现在是基于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觉得应该建立基于工作交易平台的社会保障体系。
13日上午，“2017全球化背景下分享经济的发展与实践高端对话沙龙”在北京举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全球分享经济泰斗级人物、《分享经济的爆发》一书作者阿鲁·萨丹拉彻，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分享经济及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分享经济平台本身不应该成为政府监管的对象，两者是天然的盟友，政府要找到好的管理，平台是政府寻求解决方案的伙伴。杨伟国教授分析了新业态下的新型劳动关系，以滴滴出行为例，他认为平台与司机应该是合作而非传统的劳动合同关系。周其仁教授则举了汽车出现时因为马车的反对被著名的“红旗法案”限速的例子，呼吁对网约车等新业态加大开放力度、审慎监管。
轻资产一代崛起 中国分享经济跨越式发展
2016年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已达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分享经济企业的融资规模继续保持大幅扩张，2016年分享经济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同比增长130%，其中交通出行融资额仍然保持第一，达到700亿元。
张新红认为，2016是分享经济元年，分享经济向各个领域快速渗透。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出现：共享单车、网络直播、知识付费。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则认为，分享经济是一场非常深远的变革影响，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中国分享经济的潜力尤其大。因为在中国消费主力还是一项比较新生的事物，可以说中国的消费阶层还比较年轻，就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可以是越过重资产消费（asset-heavy）的模型，直接跨越到个人不需要拥有太多的所有权，就可以轻易的实现按需服务的轻资产消费（asset-light）的模式——这是一个更加高效的分享经济的时代。
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2月17日，全球独角兽企业共有186家，其中中国公司达到42家（占总数的22.6%）具有典型分享经济属性的公司有15家，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35.7%。“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表现最活跃的领域大都带有分享经济的基因。
数据显示，滴滴出行在中国每天载客量是2000万人次。世界最大的酒店连锁集团万豪喜达屋集团旗下酒店有110万个房间。而Airbnb现在可以提供的房间数是万豪喜达屋的3倍。
据张新红预测，未来分享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40%，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将占GDP比重达10%以上，未来5-10年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分享经济平台型企业。
分享经济最有效监管：政府和平台相互合作模式
分享经济让社会的信用体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社会信用体系进入到以品牌为中心的阶段。有了数字技术的支撑，通过一个平台，通过一个APP，现在甚至可以去信任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就像我们信任自己的亲朋好友那样。这个信用是由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所提供，使得这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可靠。未来什么样的平台最容易获得成功？就是那些能够提供信用体系的平台，能够以可靠的又透明的方法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随着新的信用体系的诞生，接下来也要思考政府的监管制度相应的变革。世界上很多国家，规则的执行已经从政府转移到了平台身上。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政府所制定的规则不重要，相反，这使得政府制定的规则更加重要。因为跟20世纪企业形式相比，在新的世纪，企业多元化、多样化程度大大增加。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最有效的对平台进行监管的方式是一种政府和平台相互合作的模式，这种合作监管的方式效率会更高。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政府制定规则执行下放到拥有大量数据的平台身上。而且很多案例表明，这是可行的，甚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要把政府制定的执行规定权放到平台上，必须小心的、谨慎的去做，去开展。
周其仁认为，研究市场机会要针对用户痛点，光研究出租车政策这是不够的。其实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时代一再发生，比如“红旗法案”限速的例子。汽车刚发明的时候，美国还有几十万马车，汽车行驶这么快，马受惊，就会闯祸，就不能让汽车开这么快，要在汽车前面有一个人，人走多快汽车多快。既有传统保守力量，也有新技术跟传统技术并行的挑战。政府部门要把整个业务了然于胸，不是只了解和只做出租车，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分享经济良好的管制。
未来工作模式：职业的长尾
分享经济同时带来了未来工作模式的转变。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自由职业者已经达到5300万。在中国，2016年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预计到2020年，分享经济领域的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全职人员约2000万人，将有效对冲经济增速放缓、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挤压效应。
阿鲁·萨丹拉彻教授认为，分享经济下，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会与传统雇佣模式并行发展。全新的工作模式是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模式。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同时双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有更大的流动性，跟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认为，各类经济模式会共生发展，并呈现出长尾的态势。人和组织的关系也将是一种长尾关系。人们倾向于以最主导的、最核心的职业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从事这样一些兼职，比如，我可以是一位教授，或许还能做一点木工、厨师。以净收益最高的职业为主导职业，也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要求。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职业”这种无聊的生活方式，而是开始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他们被称为“Slash青年”（概念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rciAlboher的书《OnePerson/multiplecareers》:ANewModelforWorklifeSuccess.）
杨伟国认为，人们工作时间上的配置也会发生重大变化。8个小时仍然可能现在这个社会30%、50%的人工作时间模式。8小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间不再是主流的工作时间配置模式，或许一小时会成为一个基本单位。
但是传统的社会契约怎么办？我们仍然要为劳动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在以往社会保障主要是雇主来提供的，到了平台经济，社会保障应该由谁来提供？
杨伟国认为，传统的雇佣劳工关系仍然是存在，仅仅是以工作的形式来人和组织的关系很正常，比如今天花20分钟给这个论坛作一个演讲，跟论坛组织者是什么关系，未来成为一个社会中间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模式，跟互联网协会签订一个合同一有雇佣关系，有集体劳动关系和合作关系，我一直理解滴滴平台上的司机和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并不代表司机的权利不需要保护，这是不同的概念。政府可以促进人力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现在是基于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觉得应该建立基于工作交易平台的社会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