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孩子可以忍受长时间的欺凌而不知道反抗呢?让我带你回到一个孩子的简单而复杂的世界。
十岁以前,我是那个最乖也是最受欺负的小孩。
上学第一天就被吓跑了。五岁前我一直圈养在家,几乎没有任何玩伴。有一天突然被送去了学校。因为照顾我的外婆有事回老家了,父母紧急找到一个不管入学年龄的小学。孩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送到一个陌生环境,跟空降到原始森林没什么区别。
第一个障碍是听不懂同学说话。因为父母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小城工作的,我既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方言。我用老家话自我介绍时,引来哄堂大笑。
我年龄最小,个子却最高,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课间,一个女生冲着我面前轰炸了一车轱辘话,声音又高又尖又细。我听不懂,但是本能地知道是脏话。第一次听到这么直白的话,当场吓傻。在第二节课上课铃敲响之前,贴着墙根逃走了。
既不能复述遭遇了什么,更说不清楚为什么逃学。家长觉得我只是听不懂方言,过几天就好了。所以第二天我又被送去了学校。很快我学会了普通话和方言,在其他小孩还在学“aoe”,我已经可以读大部头的《365夜》。老师认为我是一个乖小孩,学习又好,所以我的主要任务是挨着最调皮的男生坐。
大人不知道,在孩子的世界,和别人不一样是很容易被当作异类受排挤的。最让我难堪的是斗笠。南方经常下雨,父母认为带雨伞会让我夹手,所以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戴大斗笠上学的。下课时男生把我的斗笠当成杂耍的玩具,扔来扔去,大声地唱:“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做值日,搭配给我的当然也是最调皮的男生。我一个人扫地,他们把垃圾当足球踢。我只能等他们玩够了,闹够了,再重新扫一遍,从垃圾桶捡起我的斗笠。
我家距离学校最远,没有人和我同路,一二年级的时候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上,然后带着两个流血的膝盖回家。家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自己摔的。的确完全不记得是别人推的还是自己摔的。按照今天的心理学的说法,当一个孩子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会短暂失忆。
最严重的一次是课间栽到水泥栏杆上,流了一脑门血。老师把我和距离我最近的鼻涕男叫到了办公室。鼻涕男的父亲就在学校修操场,拎着滴答着水泥的铲刀进来了。男生杀猪一样尖叫:“不是我不是我!是别人推我!”第二天我包着头上学,那个男生也包着头。他用小刀在桌子中间刻了一条线,我一不小心过线,他就狠狠地撞我。
欺负人的和被欺负的其实都是受害者,都应该接受心理辅导。但是,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有多少校园欺凌的能得到心理治疗呢?
比流血更可怕的是没有朋友。为了得到同龄人的认同,孩子可以做任何事。
我语文数学考试成绩都是第一,但是唱歌跑调、跳舞找不到节奏、体育倒数,是文体委员的扶贫对象。文体委员有一双大眼睛和尖下巴,两条细细黄黄的辫子,而我的头发天生又黑又直,每次我唱歌跑调,她就会使劲揪我的辫子,说:“你真笨,你真笨!头发硬,脾气倔!”
我用美工刀割掉了自己的小辫子,对妈妈说,每天梳头太麻烦了。大人说好,女孩子就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母亲修理了我的短发。我想象中是那种刘海盖到眉毛的童花头,但是家长说刘海太长会扎眼睛,尽可能把刘海剪得短短的,像狗啃过一样。于是文体委员给我取了一个外号“马桶盖”。
我羡慕文体委员那么好看,那么受欢迎,无论她做什么,都有追随者。有一天,我对文体委员和她的朋友怯怯地说:“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家?”文体委员说:“看你够不够胆子了。”她们带我走了一条小路,几块木板摇摇晃晃地架在一条小河上。她们笑嘻嘻一路狂奔过去。我望着震动的木板,一阵头晕,但还是鼓起勇气踏了上去。每走一步,脚下都在摇晃。我蹲在中间不敢动。文体委员和她的朋友在对面大笑:“马桶盖胆小鬼,马桶盖胆小鬼!”我闭着眼睛,手脚并用,一步一步挪到了对岸。我松了一口气,说:“现在可以了吗?”文委笑得打跌:“你是爬过来的,你是狗啊!”她们一路笑着跑掉了,陪伴我的只有颤抖的双腿。
这些算欺凌么?即使在今天,很多人还是觉得这只是孩子之间的玩闹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父母教育“听老师话”,老师说“你要乖”。当时我觉得被嘲笑没有朋友,是因为不够听话不够乖,因为唱歌不好,长相难看,斗笠太土,自己太笨。总之,都是我的错。
三年级后,可能长大一些,平衡能力好一些了,摔破脑袋和膝盖的事情倒是没有了,但我遇到了更无法启齿的痛苦。
每天我要把不交作业和迟到的名单汇报给老师,所以有些同学非常讨厌我,在背后编谣言,说我喜欢某某男生。这种说法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羞辱,类似于今天说小三、破鞋、淫贱、下流。就是要我重复“李峥嵘喜欢某某”这句话都是一种奇耻大辱。
我无法向任何大人申诉。大人会认为这算个事吗?大人会说,为什么受嘲笑的只有你?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检点的事?我每天背负着一个耻辱的“红字”。一个人上学放学路上,有人在我身后唱“李峥嵘喜欢某某某,李峥嵘和某某是一对”,我猛一回头,唱歌的人一哄而散,只有一阵狂笑。
让我绝地反击的是一件突发事件。
有一天,我在弟弟的铅笔盒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再告我的状,你弟弟的小命难保。当时好像心口猛地被敲了一铁锤。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在班主任面前。交纸条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放学前,老师让我站起来念了这张纸条。老师用嘲讽的语气说:“还不敢留名字,能干啊,还学黑社会威胁人呢!”
我注意到下面一个男生抖得像个电动筛子。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原来欺负人的才是最可怜、最胆怯的。
依然不知道背后编排我的人是谁,但是我逐渐对那些歌谣脱敏。受欺负不是我的错,而且我还可以保护比我弱小的人,我才不是胆小鬼。
我长大以后几乎很少主动和人交往,因为恐惧被考验、嘲弄和拒绝。我安慰自己:那最好的会找到我。因为,在我不去讨好那些漂亮女生后,意外地交到了朋友。
燕子是插班生,她比我大两岁,体育成绩特别好,但考试背书总是倒数。老师要我帮助她,我会花一上午陪她背书。她不能一次背下全文,我就让她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背。周末她特意绕道我家来,我帮她背书辅导作业。她不喜欢看书,我就给她念故事听。她会带我去运动。八百米测试,燕子对我说:“你看着我的后背,跟着我跑。”她原本可以跑第一的,但特意放慢了脚步,就在我几步远的地方。我盯着她的后背竭尽全力地奔跑。那一次她没有得第一,我也不是最后一名。
有一天,她也剪了跟我一样的发型。我说你也是马桶盖。她说是啊,我觉得很好看。
十岁,第一次交到了朋友。从那时,我就知道:做自己,最适合的会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