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的徐义清家住城区刘家大堰。去年春天，他开始办理父母留下的房产继承过户手续，此间，却意外遭遇“奇葩证明”卡壳。根据《继承法》，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他必须证明“父母的父母”爷爷奶奶已经死亡，但因年代久远，过往登记的纸质资料信息存在“断代”甚至消亡情况，他找不到“父母的父母”死亡的证据，难以举证。
“奇葩证明”这个名词自诞生以来，全国就曝出了各式各样的证明花样，办事群众们一听要证明就头疼，一说要手续就腿打颤。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响亮，服务态度是好了，但是笑脸相迎说难办，让办事群众们吃“闭门羹”，成了无证明，不办事的怪象。
为治理群众“办证多、办事难”问题，去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一年来，已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具体工作方案，全面清理各类“奇葩证明”和繁琐手续。与过去相比，全国多地基层派出所和社区开证明的数量已明显下降。
不过，在一些地方，“奇葩证明”还是常常爆出，屡见不鲜。为何奇葩证明频频出现，难以根治？首要问题在于公共服务制度太僵化缺乏一定的灵活性。遇到新情况或特殊问题，缺乏相应的应急办法，工作人员只能凭“证”办事儿，以此来确保自己工作不担责少出错。
但是制度的缺失也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奇葩证明”背后暴露出来的是某些官员的懒政思维和形式主义。公共服务的服务对象始终是人民大众，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本应为更好服务群众而设置的证明程序，现在却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只能说明在公共服务中缺少为民意识，暴露出在行政工作中的懒政思维，只看“证”不看实质的形式主义。
开证明、办手续，看似微小，实则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事关重大。如何让证明不再“奇葩”、使手续不再繁琐，需要从制度设计到思想作风全面发力，打破公共服务与群众之间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