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12年就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年度出生人口会急剧增加，考虑到累积的能量和短时间的释放，最高点的峰值将达到4995万，这些人口进入学校、就业市场、进入老龄后，将会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医疗产生剧烈冲击”。因为这一“危言”，这几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学界常常被人认为是“保守派”。
面对这一评价，翟振武总是一笑了之。在他看来，一切都在有步骤地进行，未来将达到人口“软着陆”的效果。根据翟振武最新的研究显示：未来五年，将累计新增人口1719.5万，年度新增出生人口达到160万~470万。
至于何时我国将进入全面放开生育的阶段，翟振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需要五年的观察期，“最终要看生育率能否达到1.8左右的理想值。”
近期，翟振武根据2014年全国一项抽样统计的数据预测：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101万人，但其中40岁以上的占49.6%，“也就是说，其中将近一半人都已过了旺盛生育年龄”。这样一个群体，从2017年至2021年，将会累计新增出生人口1719.5万，年度新增人口数量在160万~470万。
“可控。”翟振武说，“虽然目标人群十分庞大，但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却相对有限，中国能平稳有序地度过‘全面二孩’政策累计生育势能的释放期。”
符合政策者生育数量有限
广州日报：你曾说如果把2012年作为“全面二孩”的起点，未来将对国家教育、医疗、就业造成冲击。这与今年的测算有很大差别，为何？
翟振武：当时是以2005年的统计作为基础，算的是如果2012年全面放开二孩的结果。
测算结果不同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目标人群年龄结构变化的原因。当时相当一部分育龄妇女相对比较年轻，到2016年，就过了旺盛生育年龄。比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就已经过了旺盛生育年龄。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很大部分当时属于育龄旺盛期的人现在过了生育年龄，而当时育龄低龄的人获得了生育时机，但这部分人数较少。这也正是为什么目前9101万目标人群中40岁以上的人就占了近50%的重要原因。放开时间越推迟，生育旺盛期的妇女越少，生育高峰就会越低。
第二是，当时若全面放开二孩，目标人群是一亿三四千万，而现在只有九千多万。
第三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收入、教育、城市化、生活成本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快速变化，生育意愿也发生了变化。201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调查的生育意愿是43%左右。（放开二孩）越往后推迟，生育意愿也会降低，生育人数也会越少。
广州日报：你预测从2017年~2021年，将会累计新增出生人口1719.5万人。年度新增人口数量在160万~470万人，这个数量是怎样的水平？
翟振武：这大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出生人口水平，还不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人口较少的那几年。
从结果来看，虽然目标人群规模仍然很大，但由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只有50%，符合政策的人群实际生育数量相对有限，总体平均的二孩生育比例较低。
我国劳动生产率还太低
广州日报：这次的测算使用的数据更贴近实际吗？
翟振武：测算主要使用了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有严密的组织实施方案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举措，调查人员相当成熟，调查问卷的设计非常合理，可靠性和准确性都较高，共计调查112.4万人。
广州日报：你之前曾说过生育政策的适度放开，可以弥补20年后劳动力供给快速下降，我国将来的劳动力会否面临严重不足？
翟振武：其实，我们的劳动力总量还是足够了，只是劳动生产率太低，我们现在还有9亿多劳动力，到了2035年，还有8亿多。而现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总和（15~59岁同口径比较）才只有7.5亿。
可是，中国的GDP产值是10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则近50万亿美元。我们的劳动力数量比他们多1.8亿，但创造的价值只是他们的五分之一。
广州日报：现在鼓励生育是否为拉动经济，比如说拉动房地产的发展？
翟振武：人口出生增多会有多方面的作用。出生数量增加肯定有利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能拉动的量有限。其实人口政策调整主要还是考虑到人口结构、群众生育意愿，人口快速增长已经得到有效抑制等因素。
30年前就布局好全面二孩
广州日报：我国在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才过了三年时间就全面放开二孩，是否过于匆忙？
翟振武：恰恰相反。有些人不了解情况，以为是无奈之举。其实早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清晰地表述了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要“继续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按照最早的规划，“全面二孩”政策将在“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的第一年放开，也就是2016年。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1980年以来生育政策最重大的一次调整。早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明确表示，“到了三十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后来到了2004年~2006年，国务院组织了30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出未来30年中国的综合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比较合适，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1.8是一个人口学名词，它的含义其实就是“全面二孩”。
到了2008年，当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完善三步走的思想，第一步“双独二孩”，第二步“单独二孩”，第三步“全面二孩”。在2011年全国所有的省份完成了“双独二孩”的政策调整，2013年启动了“单独二孩”，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这几个环节紧密相连，是深思熟虑的。
上海东北生育意愿不高
广州日报：前几日，媒体报道了湖北省宜昌市面向全市公职人员发公开信，呼吁生育，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生育形势比较严峻，没有达到当初预想的效果？
翟振武：我觉得这是媒体炒作。因为宜昌市发文件，也是鼓励大家生两个孩子，没有说生更多。这个举措是在政策范围内的。
按计划生育对家庭、个人都有好处。当然，有没有必要发文件鼓励可以斟酌一下，外界没必要大肆炒作。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上海、东北等地的生育意愿不高，河南省农村几乎人人都生两个。北京的生育意愿也很强烈，北京去年有20万人出生，今年预计有30万人。而且多生的，多数还都是“单独二孩”。今年一月才开始放开“全面二孩”，就算生也要到今年11月，大量的会出现在2017年和2018年。
“全面二孩”政策才实施第一年，还有个观察的过程。
广州日报：你之前曾说过，可能要几十年后，计划生育才会变成自愿生育，也就是全面放开，现在看来这个时间会否提前？
翟振武：我个人认为，最近五年时间内，不会提“自愿生育”。五年之后，积压的生育势能会回落下来，那时估计会比全面两孩政策之前的生育水平（1.6左右）要高一些，生育率能达到1.7~1.8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