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最缺的可能就是房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三代同室四代同屋屡见不鲜，为一间婚房，四处奔波调房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结婚的时代，有几个经典镜头可视为绝妙的注解：一是大街上马路边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房屋交换”的纸头，什么“放弃地段小调大”，什么“求面积放弃煤卫”等等不一而足；二是公共聚集场所，每到华灯初上，便是调房大军出动之时，人头攒动，如沪东工人文化宫和控江电影院门口；三是由组织出面，常常是按系统举办的，如轻工局、冶金局、纺织局、杨浦房地局、某某街道等等，出一张广而告之的通知在某日借某某学校举行调房会，欢迎市民参加云云，颇有今日房展会婚博会之声势。
那时我家住在工人新村五十年代分配的一居室，使用面积大约是13.9平方米，父母弟妹六口人。想要结婚，即使采用当年流行的以布帘隔开或以大橱家具阻断的方式都无法奏效，这一来只剩下了华山一条道：调房。
一个晚上，我复写了几十份“放弃煤卫一调二”的调房启事，拎上浆糊桶，跳上浑身都响就是铃不响的老坦克自行车，顶着夜色出发了。一边沿着马路数着电线木头大贴特贴，一边很阿Q地在心里一遍遍念念有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过了不太久，我调转枪头来到了调房的第二战线——一放下晚饭饭碗，便前往住家附近的控江文化馆大门口报到，天天都有自发的三五成堆调房的人在那儿吹响集结号。我竟然在那儿遇见了厂部保卫科科长，他是为无婚房的儿子操心，意欲将一套两室的住房一拆为二，老夫妻小夫妻各住一间。
参加调房会则是另一番景象。人山人海，举牌子的有之，墙上挂纸头的有之，更夺人眼球的是糊一高帽戴在头上，上书调房要求。你必须带上笔和簿子，在摩肩接踵的人堆里挤来挤去记下各类调房信息。后来渐渐发展到了有些“头子活络”想扒分的朋友油印起了调房大全，一毛钱两毛钱一本，却也生意兴隆。
有一个时间段，每天均能收到调房人的来信，算是对我贴在电线杆上小广告的回应。我和女友的足迹几乎走遍了杨浦虹口静安黄浦，甚至到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浦东，然而，终究一事无成。
一日，忽有传呼电话来。一个男性声音在电话中自称姓顾，住113弄××号前门，有意用面积换煤气卫生设备，希望我们抽空去看看他的房子。
我们去了。上下两层，底层十个平方米，通过倚在墙边的楼梯爬上二楼，一间九个平方米不到带有一扇小小窗户的房间呈现在眼前，板壁后面是后门人家，完全不隔音。门外是一整个弄堂公用的给水站——其实也就是两个自来水龙头加一大水泥平台而已。房屋对面有一自己搭建的违章灶披间可供烧饭做菜。
马马虎虎只能这样将就了。双方很快便办了手续。我们稍微打扫以后，将楼下粉刷了一遍，准备作新房的楼上板壁用牛皮纸糊了一回又油漆了一遍，搬家了！
（选自《1977，排除万难我们结婚啦》，全文见上海观察“海上记忆”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