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１日电 当前世界经济逆风显著。重重挑战之中，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弊端明显。这些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高、影响大，其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长期增长迟滞的前景给世界经济未来罩上阴霾。
种种现象反映出发达国家经济对策的乏力、经济治理的局限，以及经济思想与理论面临的困境。这不仅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安定感。
增长迟滞 社会分裂
遍观当前的发达经济体表现，尽管有少数国家在就业方面数据尚可，但若从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民众“获得感”等方面看，这些经济体实则面临的麻烦很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在７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中下调了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０．１个百分点，至３．１％和３．４％。这主要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前景更令人悲观，今明两年增速分别被下调０．１和０．２个百分点。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被下调０．２个百分点，预计仅为１．８％。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明年的增长水平被下调０．２个百分点，日本今年的增长被下调０．２个百分点。前不久闹“脱欧”的英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被分别下调０．２和０．９个百分点。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萨默斯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专家指出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令人担忧。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近期则表示，美国经济在朝着“滞胀”阶段发展。他还指出，“欧元区将崩溃”。他称这个多国组成的货币同盟是“难以运转的”。
经济增速迟滞不仅体现在统计学上，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民众感受深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６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恶化。
统计显示，过去８年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与上辈人相比在下降，且美国贫富差距鸿沟进一步拉大。
萨默斯说，更重要的是，金钱并不是贫富差距造成的最大不平等，更重要的差别在于更为根本的东西：健康和机会。
ＩＭＦ总裁拉加德指出，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在ＩＭＦ掌握数据的２６个国家中，有２４个国家最富有的１％人口的收入份额继续增大。在美国，最富有的１％人口的实得收入份额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上升了一倍多，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私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现在也回到了近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应对政策 捉襟见肘
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在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许诺并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但从实际效果看，许多政策令人失望，有些甚至沦为空头支票。
巨额赤字的财政政策、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在危机后的增长迟滞期已越来越难起效。不断的开闸放水，使欧元区和日本进入负利率时代，源源不断的“便宜钱”在缺乏活力的经济现实前束手无策。比利时荷兰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豪特指出，欧洲决策层能用的工具箱“已经快空了”。
而近年来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在经济上掣肘欧洲，其影响还远未充分显现。从经济角度看，以年轻人居多的难民群体虽可能在未来适度缓解欧洲老龄化问题，但难民的社会融入一直是个难点，由此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在政治上为欧洲右翼政党崛起创造条件，使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加重，给欧洲的自由贸易带来冲击。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批判美国社会的分裂，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候选人的出现恰好反映出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愤怒与沮丧情绪。
而日本安倍政府应对经济困境的“三支箭”已经被事实证明效果可怜。
加剧的老龄化、疲软的需求以及顽固的债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三大共同顽疾。有经济学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当前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其长期以来债务危机的结果。换句话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远未终结，但其减债努力却已陷入两难境地：步伐太慢会使市场失去勇气，太快则会破坏复苏。
而在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发达国家推进不力。由于党派纷争等制度局限，其结构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不清，步骤不明，政策摇摆不定，效果进展缓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如果欧元区无法进行改革，那么它应该分裂。
而在市场层面，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后，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主体风险意识淡漠、合规文化缺失，在金融家和企业界甚至弥散着一种“自满”情绪，过分追逐短期利润，过度承担风险，这让人不得不担忧下一次危机的到来。
综合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长期低增长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发达经济体短期恐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诚然，发达经济体，尤其像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可低估，但认清其经济弊端，防止“泥足巨人”的负面外溢效应，值得细思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