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跳汨罗江距今差不多两千三百年了，端午节据说与此有关。
一个节日里面站着一个人，那么，这个节日就好像有了人的体温和脾气，会让人觉得亲切，想要站在他的位置去思考一些问题；感受一些情绪
1，
屈原为什么要自杀？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也表示不理解，他在史记里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司马迁的疑问，用今天的话添油加醋翻译一下就是：像屈原这么有才的人，在楚国一个地方待得不开心了，为什么不选择像孔子孟子那样周游列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又何必自苦如此，想不开，要投湘水自杀呢？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生在战国时代的末期，已经是苏秦张仪纵横家的天下了，那个时候靠张嘴皮子混迹江湖是一种本领和时尚。张仪动了动嘴皮子，当然还用了一些贿赂，鼓动楚怀王手下的人抱大腿，投靠秦国，屈原竭力反对，就被这帮人动了动嘴皮子，唆使楚怀王把他给流放了。不管从当时还今天来看，屈原比张仪肯定有才吧，为什么就没想到离开这个伤心地，去别的地方混个什么职务当当呢？
司马迁的问题，问了将近两千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答案，直到二十世纪有一个史学大师钱穆出现了，在他写的《国史大纲》中给出了一个回答：
战国除韩非外，尚有屈原，亦为代表贵族意识的学者。屈氏为楚之大族，故屈原宁失志，不肯为游仕。此皆专志于一国一宗，与其他学者不类。
钱穆在这里提到了屈原的身份，说人家是贵族，档次下不来，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到别的国家去当官做事的，孔子跑了七个国家，还指望人家能用他，最后搞得跟丧家狗似的，像屈原根本是连动都不想动的，死也要死在自家的地盘里。这就是贵族和平民的根本不同。
如果要读春秋战国史，知道了贵族和平民学者的此起彼伏，很多像屈原投江这样的问题就会找到一些关键的线索，这就是贵族和平民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同，平民可以做的事情，贵族不一定会去做，因为他们的底线不太一样。
不过，同样是钱穆老先生，在另外一篇《刘向〈列女传〉中所见之中国道德精神》里，又将屈原投江归到一种道德精神：
屈子在当时，亦何尝不可去而之齐之赵，而何必憔悴抑郁，终以沉湘自杀乎？曰：此乃屈夫之至情也。《诗》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彼两人（屈原和鲁秋洁妻）既已一往情深，一旦欲其取消己心，其所感之苦痛，乃有甚于取消己生之所受，故遂不惜一死以觅心安也。而后世人之感慨欣赏于此两人者，夫亦曰至性真情，自有同感耳。此非宗教，非法律，更非风俗习染，而岂得谓有一人焉，定此名分，制此礼教，而强人以必从乎？故遇此等事，实非谓之为是一种道德精神而不可。
钱穆先生在这里用《列女传》里鲁秋洁妻和屈原作了比较。可以在这里简单说一下鲁秋洁妻的故事。说是鲁秋洁西去做官，五年后才回家。路上遇见一个采桑的女子，看人家长得端庄漂亮，就有点不自重起来，用言语去调戏了人家。女子根本不予理会，回家以后才知道那个女子就是自己的老婆，老婆为丈夫的花心和无义感到羞耻，于是到东边投河而死。
钱穆先生认为屈原和鲁秋洁妻一样，对自己的家国家人一往情深，哪怕受到委屈与辜负，也愿意以死一明心迹。
所以，关于屈原为什么自杀的问题，钱穆在不同时期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前面一种是史学的；后面一种是心学的。到底哪一种答案更接近于事实？很难说，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本身就没有所谓的真相，不要说是离我们两千多年的人了，不过，关于屈原可以再提一个问题，屈原之前和之后有无数死于非命的贵族和平民，为什么单单这两千多年我们就只记住了他？当然他能写出像离骚天问这样不朽的作品可能是一个原因，可毕竟今天能够读懂楚辞的人也不能算很多，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年复一年的端午节纪念他，这里就不是一个贵族身份能够解释的了，所以钱穆会把它归结为一种中国式的道德精神。
2，
由屈原投水的问题，我不仅会想到王国维。
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向别的老师借了五块钱，坐了学校的人力车，去颐和园，让车夫在门外等，自己走到昆明湖鱼藻轩投水自杀了，这一天正是农历的五月二日，离端午节只有三天，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王国维生前写过《屈子文学之精神》，可见他对屈原有很深的敬意。
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和屈原写的楚辞一样，今天能够读懂的人也不能算很多。我有一次去钱江新城的杭图，找了王国维文集翻了一下，足足十几大开本，从早期的植物学动物学翻译文章到后来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直到最后的甲骨文考证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只能叹为观止了。
关于王国维的死，也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是殉情，因为他后来在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作为一个两次乡试都没有中的布衣可以做到天子的老师，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王国维说自己和皇帝吃饭的时候，因为眼睛不好戴了厚厚的眼镜，放得远一点的菜看不清楚，皇帝还亲自搛菜给他，中国古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是何等的礼遇！所以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逼宫的时候，王国维就约了罗振玉等晚清遗老要投金水河自杀，如今听说叶德辉等晚清遗老在长沙老家被当地农民枪杀，冯玉祥的部队又要打进北京，所以就惴惴不安，只求一死了。还有人说是因为逃债，或说是因为性格忧郁的原因，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最后盖棺定论的是另一位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寅恪和前面说到的钱穆被誉为现代四大史家，另外两个是陈桓和吕思勉；他和王国维也是清华四导师之一，另外两个是赵元任和梁启超。陈寅恪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纪念碑文，前些年去北京的时候，我特别到清华园里去找过，在一片茂密的林子里，很寂寞。
陈寅恪并没有把王国维的死归于个人恩怨，或者满清灭亡，而是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如果你有心，可以对照一下前面钱穆的那一段引语，会发现都有“心安”这个关键词。钱穆说屈原的死出于一种道德精神；陈寅恪说王国维的死见证了一种文化精神。陈寅恪和钱穆都是严谨求真的史学大家，但在屈原与王国维为什么投水自杀这件事情上面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看上去不是那么史学的态度，并不考证他们自杀的直接原因，而是课以道德文化精神的大义，反倒可以看出他们高卓的历史见地。从史学到心学，这样一种不那么史学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心史。
我前几天路过柳浪闻莺对面的勾山樵舍，那里的假山群正在改造，我站在那里许久许久，因为只有改造了，才可以看到那里小丘山房的全貌。这里以前是清代杭州弹词女作家陈端生的故居，她写了一部《再生缘》，后来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越剧《孟丽君》，陈寅恪在晚年专门写了《论再生缘》，向陈端生致敬，陈先生之前是研究唐史的，很多人对他转向研究陈端生这样的通俗女作家表示很不理解，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历史也可以是心史，陈先生写陈端生，包括后来写柳如是别传，是在感慨一个时代的家国兴亡和个人命运，莫逆于心，才有这样的心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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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跳汨罗江距今差不多两千三百年了，端午节据说与此有关。一个节日里面站着一个人，那么，这个节日就好像有了人的体温和脾气，会让人觉得亲切，想要站在他的位置去思考一些问题；感受一些情绪，苏轼十八岁时出四川赴京，路经湘楚之地，写下一首《竹枝词》：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这一晃，又是一千年过去了，我们在这里谈谈屈原，就像当年的苏东坡一样，让那种热闹与哀愁在心上过一过，然后提振一下精神，行走到下一个千年的日月山川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