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镇与妈妈邮戳
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以“妈妈”命名的乡镇——妈妈镇。妈妈邮戳，就来自设在这里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分公司妈妈镇邮政所，邮政编码635133。
妈妈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地处大竹县城南25公里处，全镇面积31.65平方公里，辖8个行政村民委员会及1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7万人。妈妈镇的名字，记载了一段善良民众与强权斗争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妈妈镇原名称长乐乡。清乾隆年间，长乐乡还没有形成场镇，这里林木葱茏，小径纵横，只有一条正街，拐弯处是个十字路口，是铜锣山山后的童家、石子、文星、新镇等乡镇前往重庆的必经之地，许多过往行人都要在这里歇歇脚。
有位不知姓名的妇女，就在这路口附近盖起了几间木架房，开了一家客栈，为过往行人商贾提供食宿。久而久之，这里繁华起来。
老板娘美丽善良，经营有方，服务热情，经常施舍救济穷苦乡民，在乡民间有极高的威信和极好的口碑，人们亲切地称呼她“好妈妈”。
“好妈妈”去世后，乡民们便以她经营的客栈为基点建起了一条街道，形成了长乐乡最初的场镇。1931年，大竹县建立联保制，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将长乐乡更名为妈妈乡，以此纪念这位善良的“好妈妈”。
1947年，当地袍哥组织仁字号的掌舵大爷周本汇，任大竹县团务委员长，掌握着全县兵权，与当地袍哥组织义字号老大、妈妈乡地主杨献安狼狈为奸，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而乡里一名叫黄楷的教师巴结地方权贵，竟提议以两位恶霸名字的最后一字组成“汇安乡”，被杨周二人采纳，“妈妈乡”更名为“汇安乡”。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引起了乡里教师谢香甫等富有正义感人士的强烈反对，屡次遭到周、杨的打击报复。
1949年12月11日，大竹县解放。1950年，谢香甫当选乡民政干事，后调任高穴区生产助理，向时任中共高穴区委书记姜鸿儒建议：“妈妈乡是全乡人民为了纪念一位勤劳、善良、助人为乐的好妈妈而命名的，可被当地地主和地方恶霸用他们的名字替代，违背了人们的意愿。请求政府改回原名妈妈乡，以遂民愿。”
这一建议报经县委批准，汇安乡又恢复为妈妈乡。1953年，大竹县人民政府正式确定妈妈乡建制。
1958年，妈妈乡更名为妈妈公社；“文革”期间，妈妈公社一度称“工农公社”。1984年，妈妈乡恢复原名；随着农村改革“扩村建镇”的需要，2001年6月，妈妈乡正式建制为妈妈镇。
妈妈镇，是当地人的自豪，是美丽善良、嫉恶如仇的符号。古老的小镇街道“人”字形布局，那一撇之外的妈妈河，流经重庆注入长江。据镇里老人们讲，妈妈镇原共有7座古庙，历史悠久，可惜历经天灾人祸未能保存下来。妈妈镇地处浅丘平坝，是天府的鱼米之乡。
现代母亲节，由美国妇女查维斯夫人倡导、其女安娜·查维斯发起设立。1876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0个子女的母亲查维斯夫人在学校里讲述美国国殇纪念日课程时，体会到每一个为祖国捐躯的勇士，都有一个含辛茹苦之后又承受丧子剧痛的伟大母亲，便有了设立母亲节的想法，但未及如愿，就于1906年5月9日去世了。她的女儿安娜·查维斯立志实现母亲的愿望，致函美国国会、州长和妇女组织，为创立母亲节奔走呼号。1914年5月7日，美国国会确定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1934年5月，美国首次发行“母亲节”纪念邮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参与了邮票草图的设计。
如今，母亲节已经成为国际节日。2013年5月11日，中国邮政发行了《感恩母亲》邮票，以康乃馨为主图，面值1.20元。当日，妈妈镇举行了邮票首发式。
为钢笔画《老母亲》点赞
第一次看到王永潮的钢笔画《老母亲》，我就被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打动了。这幅充满情感的画作，用线条笔画，勾勒出了一位慈祥的中国老妈妈的形象。
画中的老母亲，像我们身边的许多老人一样，具有典型的北方老人的特色，历尽沧桑、操劳一生的脸上，不仅凝聚着中国母亲勤劳、善良、无私的一面，也留下了为生活操劳、为儿女操心的痕迹。
这幅画作，也是王永潮继老北京系列钢笔画之后，涉足人物肖像画的新尝试。
人物肖像钢笔画，在艺术处理上难度更大，对作者的要求也更高。画风光、建筑，不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可以大胆安排取舍，而人物肖像不仅要求结构准确，更要通过具体笔法手段，画出不同人物的神态及情感。特别是要抓住人物眼神及面部肌理特征，画出独特的神态。
而且，钢笔画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尤其是人物额头的高光明暗、皱纹的深浅等。任何一处处理的失真，都会影响到创作效果。
王永潮说，这幅肖像画创作历时一个月，为了更好地表达出人物画的肌理效果，用纸采用较粗糙纹理，用笔特意采用了0.28中性笔。创作时，虽然有人物原型，但目的不是画某个人，而是想通过这幅肖像画，展示中国千万老母亲的形象，并以此感谢千万母亲对儿女的养育之恩，歌颂母亲的伟大。
永久的回忆
父亲70岁那年，突发脑血栓，此后行动不便，还患上了抑郁症，整天不出门。
我为他买了轮椅代步，父亲死活不坐。后来我逗他说：“轮椅是您那辆永久改装的。”他一笑，竟主动坐了上去。
我的“计谋”之所以得逞，只因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全家人心中都写满了回忆。
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凭票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那辆有钱都难买到的“永久”，绝对“高大上”，在街上赚足了回头率。那时，父亲得空就从什刹海老家骑自行车到昌平、大兴甚至天津，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健身、游玩、交朋友，外加显摆。
到了70年代，那辆招摇的“永久”，成了父亲娶我母亲的头号家当。
母亲回忆说：“别看你爸干家务不利索，擦车可不含糊，那会儿每周末都要用干布擦浮土，软布打黄油，棉布抛光，把那辆宝贝车擦得锃亮！”
80年代，我上学了，父亲每天都会骑着“永久”接送我上下学。宽厚舒适的后座上，载着笑声，载着泪水，载着晴天，载着细雨，载着我依偎在他那温暖背上的记忆。
90年代，老“永久”光荣退休。再后来搬新家，“永久”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自行车时代也写进了回忆。
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向绿色低碳转变，公交、地铁成为出行主流方式，自行车也逐渐回归，再次成为代步新宠。
“永久”书写着我们全家的回忆，回忆里充满爱，充满快乐。
母亲的纪念章
父亲韩新秋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先后获得了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两枚纪念章。母亲袁希昭没有得到这两枚纪念章，她是1949年5月参军的，1951年3月入朝作战，1954年初转业。母亲在部队的5年中，也得到了两枚纪念章。
第一枚“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是直径近4厘米的圆章，章中有“雄鸡”地图，其中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省份用凸透线标注，上沿四面飘扬“八一”军旗，褐色齿轮、金色麦穗拱卫两边。章下“解放西南胜利纪念”八字赫然入目。章后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1949-11-1-12-27”字样。
1949年5月，母亲在安徽安庆参军到二野四兵团15军，后到兵团军大学习。当时，部队边打仗，边向西南边陲进军，路途遥远，风餐露宿，还要步行军穿越万水千山的云贵高原。母亲随部队一路向西过赣州、取广州，在广西苍梧过了1950年元旦，而春节是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里度过的。
部队每到一地，除了扫残敌、剿匪，还要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入伍。1950年，部队在四川泸州又接收了一批热血青年入伍。
1950年5月，母亲得到了这枚纪念章。
母亲的第二枚纪念章是抗美援朝纪念章，正中是毛泽东头像，下方有“抗美援朝纪念”铭文，外环是闪耀光芒的红五角星。背面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的文字。正章上有黄红色绶带，金属锁扣连接。
1950年下半年，15军完成川、滇、黔、康的剿匪，光荣地接受了抗美援朝任务。11月底，万余人马乘船从泸州沿江而下，过重庆山城，抵武汉重镇，转乘火车到达河北邢台。
部队在邢台进行了大战前的训练。母亲在军直政部任青年干事，也进行了投手榴弹和手枪射击训练。
之后，于3月份从东北安东踏上了鸭绿江大桥。母亲说，大桥当时还没有被炸，她背着背包，腰挎两枚手榴弹，右肩斜背小洋锹，左肩斜带炒面袋，和战友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激昂歌曲，过桥踏上朝鲜的国土。
母亲说，过桥时，许多将士回首向祖国敬礼告别，有的年轻战士甚至泪流满面。
母亲在军后勤兵站担任过青年干事、宣传干事，组织团员青年活动，并和战友们在昏暗的坑道里，从晶体管收音机收听祖国新闻，用当时极为稀少的录音机录音后，在钢板上刻蜡纸出宣传小报，将祖国经济建设振奋人心的喜讯、前沿阵地杀敌立功的消息，通过小报传播到各师和前沿阵地。
1952年5月，母亲携金达莱的花香，披着战火硝烟回到祖国。
从枪林弹雨的朝鲜平安回到祖国，母亲百感交集。洗去尘土，换上干净衣服，母亲戴上了这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那时，一人入朝，全家光荣，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母亲胸佩纪念章到医院时，医生护士都围过来打听朝鲜情况，并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打量这个年轻的志愿军女军人。
岁月的流淌使纪念章失去了往日的光亮，但历史已定格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