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师范大学日前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开题评审会上，一份名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对策分析》的学术成果正式发布。该研究成果认为，为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可依据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分为集中模式、契约模式和自主模式，建议三者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
教育协同发展可结合三种模式
北京首都核心功能建设面临人口疏解、产业转移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产业在三地的重新科学布局的问题。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必须配合人口疏解和产业转移，承载着服务人口合理流动，为产业布局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的重任。为此，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可依据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分为集中模式、契约模式和自主模式。
集中模式，这是指由政府主导、搭建教育的共建共享平台，以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一种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京津冀三地教育的目标定位、整体发展规划、布局和资金投入策略；既把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又能照顾到三地各自的需求；政府主导充分利用和开发三地的优质资源搭建教育的共建共享平台。
契约模式，这是由政府引导，不同合作组织之间根据资源优势和需求，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签约协作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政府的作用不是主导，也非不闻不问，而是帮助和支持，例如在签约和合作的过程中牵线搭桥；合作并签订协约的主体可以是地方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中小学等；同时，不同的协同组织之间有正式的签约并受协议的约束，有具体的合作领域、负责人员、任务分工、时间安排和活动安排，联系紧密。
自主模式，这是在政府一定的政策条件、激励条件下，不同的组织之间采用市场机制相互合作，以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一种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依赖于合作组织的自发自愿，完全可以根据合作双方情况决定是否合作，怎么合作，采取市场机制，不需要政府给予引导或者强制；即合作双方可以签订协议，但是联系不像契约模式那样紧密，协议的规定并不具体、也不全面，而只是提供粗略的框架，双方也不像契约模式那样规定了具体的权力义务，甚至可能随时退出联合或者加入联合，约束和规范较少；而且属于点对点的合作，不一定有长期规划；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合作事宜，不受政府管制。
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建议三者必须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在一些领域，完全依靠政府行政命令，会有很大的成本和困难；在另一些领域，仅仅凭借自发自愿，没有政府的主导或者引领，也难以有效协同。
教育协同发展创新路径不同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并不只是一个经济或者城市规划的问题，而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议题。教育在这项国家战略中注定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基础教育帮扶发展的创新路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功能调整和产业迁移必然带来一定规模的人口跨区域迁移，公共服务布局应随之调整。基础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阶段，关系到能否为迁转人口的子女提供基本的优质教育资源，直接影响人才的流动。目前三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的帮扶发展创新路径，主要有财政帮扶、引入市场机制帮扶、人口流动下的接续教育帮扶、师资帮扶和校际帮扶五种路径。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创新路径。为了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需要在职业教育财政、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上探索创新路径。教育协同发展创新路径首先需要财政支持，由政府主导；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需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及时了解市场需求，互通有无，协同发展，三地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离不开人才培养路径的创新。职业教育财政创新路径必须由政府主导，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创新路径更多涉及的是行业协会、学校、企业等不同的社会组织，学校起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路径则需要在政策的框架下，由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合作，政府和学校都十分关键。
高等教育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创新路径。京津冀三地产业梯度差异较大，北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形成由知识和技术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河北依靠资源和劳动力驱动，天津处于两者之间。高等教育产学研结合中不同主体的地位不同。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产学研合作中，高等院校构成主导推动层，企业构成辅助参与层；在科技开发型产学研合作和生产经营型产学研合作中，企业处于主导推动层地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则发挥着辅助参与层的作用。高等教育产学研项目管理的创新路径需要政府的引导，而高校与地方合作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创新路径则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主动参与。高校校际联合以及高校内部成立产学研管理委员会和成立专门的技术许可机构则需要高校自身相互加强联系，并且通过高校内部成立专门的机构主动与产业部门和专利部门联系，以更好地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教育系统创新一体化机制
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根治“大城市病”、优化生态环境、缩小公共服务差距、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等方面迈开新的步伐，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三地优势互补、协调共进，善用政府和市场不同机制，特别用好用足政府宏观调控的各种政策工具，使京津冀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以三地教育协同发展为基础，逐渐进入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建议三地政府通力合作统筹教育发展规划，重点是更好发挥三地政府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统筹协调的作用， 三地教育系统不断创新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重点是更好发挥三地学校和教育机构寻求双边多边合作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之一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些都会涉及到劳动力人口变动，加上新产业基地的形成，必然引致劳动力显著流动。输入地原有教育规划目标远不能满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需要人口疏解地和输入地的政府和学校共同努力，解决好新的刚性需求，同时，建议把工作重点放在与行业就业直接相关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办教育等领域，科学谋划和战略调整各方资源布局。其中，基础教育的服务供给，从最基本的教育服务供给做起，应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压力与挑战；职业教育的结构调整 ，从教育与谋生就业最紧密的环节入手，破解京津冀人力资源开发瓶颈；高等教育的布局优化 ，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着眼，提高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出发点是，抓紧破解北京地区“大城市”病，缩小三地公共服务发展差距，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找准关键性环节。建议做实基础教育的帮扶发展，旨在巩固区域内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注重缩小公共教育服务的区域之间差距；强化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 ，旨在调动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各方积极性，共同完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有机链接的体系； 促进高等教育的产学研深度合作 ，旨在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作用，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