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先声先行

2016-02-22 08:29 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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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供给侧改革的先声

虽然供给侧改革是在2015年底家喻户晓的,但早在两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后,后者的改革便带有强烈的供给侧色彩,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做了前者的先声。

2014年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要求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以此为起点,被注入最高动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始了功能大疏解、产业大挪移的两年,利益坚冰开始打破。

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在延宕数十年之后陡然加速,就在于这次是在供给侧上做文章、放大招,旨在建立起一套打破行政利益藩篱和遵循统一市场规则的体制架构。它以交通一体化和大气治污作为先手保驾护航,继而为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清障,最终推进市场一体化。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将内生的、持久的动力嫁接在市场之上,要么成本巨大,要么功亏一篑。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新供给的影子,从一开始就是向制度要空间,向改革要红利。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对准五大“歼灭战”,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京津冀协同发展,也面临着类似的“歼灭战”:要将扭曲的市场成本降下来,要将北京不合时宜的产业功能去掉,要将天津、河北的产业短板补齐,既要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也要为津冀城市的“肌无力”开出方子。

归根结底,京津冀协同发展所致力于的目标,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市场的制度性成本,形成京津冀大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摒弃以邻为壑和“虹吸效应”。过去两年,我们看到,跨区域轨道交通获得长足发展,断头路正消失在历史舞台;大气治理的联防联控步步为营,最新进展是三地将统一重污染天气的红警标准;产业的疏解搬迁,则解决了重要的税收分享问题。对于中央政府和京津冀地方政府而言,协同发展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制度深处削权放权,都是在既得利益处用于断腕割肉,都是先解决供给问题,然后敞开大门,推动需求被激活。

从新常态到供给侧,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改,追溯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被行政权力干预分割的程度越小,市场有效分配资源的能力就越大。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走上正轨的标志,便是京津冀市场一体化步入良性循环。

两年时间,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做了很多,但在接下来更多的“两年”里,还需要做更多。改革偷不了懒,也没有捷径,你耕耘一分才有一分收获,供给侧虽然很痛,却是要努力进去的“窄门”。中外历史上,很多人很多国想要进这个“窄门”而不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有这样一个机会,改变历史。

责任编辑:李继业(QF0004)